在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人民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政府和司法机关由人大选举产生。但是，尽管政府和司法机关是由人大选举产生，但是他们所享有的权力是由宪法与法律明确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能代替，为确保政府、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权力能在法治的轨道运行，就必须对政府、司法机关行使权力进行监督，而人大代表在行使这种监督权力时，必然会与政府、司法机关产生一定矛盾与冲突，人大代表“其职权的行使方式包括视察、立法、质询、罢免、选举等等，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可能会对某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罢免其职务等”2，政府与司法机关可能运用其掌握的公权力进行打击报复。因而，只有赋予人大代表人身保护权，才能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和有效地监督政府、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但是，人大代表享有的人身保护权绝不是意味着其是特殊公民，可以利用这种人身保护权来进行违法犯罪。这是因为：
首先，人大代表如果确实进行违法犯罪而享有特殊保护权就有损于我国法律的平等性和统一性。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充分说明任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特别是触犯了刑法都不能逃脱制裁。
其次，人大代表本身也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受人民监督。因此，人大代表违背了其职责，触犯了人民意志体现的法律，当然应当对其进行罢免，也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
因此，人大代表享有的人身保护权绝不是庇护其进行违法犯罪的特权，如果人大代表确实涉嫌违法犯罪，而且不存在政府机关、司法机关打击报复的情形，也不妨碍人大会议的正常进行，人大代表并不享有法外特权。
(三)人大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权的性质
关于人大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主要审查什么内容，这种许可权力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力，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笔者认为，上述二种观点都不全面。人大许可权性质应当是一种有限审查权，这种有限审查的内容应以审查程序是否合法为主，兼有审查实体上是否合法以及是否不利于人大工作开展的事务性审查。其理由是：
首先，如果人大只进行程序性审查，就很难避免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人大代表进行打击报复的情况，也可能因此影响人大会议的正常进行。
其次，如果完全实行实体性审查，从理论上讲，人大行使立法权、选举罢免权、监督权等权力，但并不享有检察权和审判权，对案件进行实体性审查，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产生冲突;从司法实践上看，认定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要遵循严格的庭审程序进行举证，要听取控辩双方的理由，要由专业的法官依照法律加以认定，人大主席团或者人大常委会并没有这么一个严格中立的听审程序，其组成人员也不具备法官所具有的专业素质和经验，因而并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因此，人大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的审查，必须要紧紧围绕着司法机关提请要求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审判是否存在干扰人大代表正常行使职权、是否存在打击报复等情形，以及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审判后是否会妨碍人大会议的正常运行而展开。在这基础上，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审查，分别审查程序是否合法或审查实体是否合法。
三、构建人大行使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思考
(一)人大行使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权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现行的法律对人大如何行使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权并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学理上对这种权力如何正确的行使也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因而，在实践中，人大主席团或常务委员会对司法机关提请要求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审判的具体操作中，存在不少的问题：
首先，人大主席团或常务委员会对人大代表涉案是进行程序性审查(即只是审查司法机关对该代表采取的强制措施或审判的程序上是否合法)，还是进行实体审查(即审查该代表是否真正触犯法律涉嫌犯罪或有其他违法行为)，抑或是其他形式的审查，各地做法不一，影响了法律的统一实施。当前，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一些政府、司法机关的官员兼任人大代表，他们涉嫌职务犯罪，但往往利用其职务的便利，影响人大主席团或人大常委会，而后者也是往往在只听一面之词的情况下，作出不予许可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给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带来障碍。
再次，对于本级人大主席团或者人大常委会作出许可或不许可的决定，法律也缺乏救济途径。比如，检察机关认为本级人大主席团或者人大常委会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不正确，能否要求复议?人大代表认为本级人大主席团或者人大常委会作出许可的决定不正确的，能否要求复议等等。
出现这些问题首先与法律规定不完善有关系。对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采取及审判的进行，《刑事诉讼法》对其行使的机关、权限、时限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还专门制订了详细的司法解释。而对于同样重要的人大如何行使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权，法律却没有对相关权限、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也没有实施细则，因而造成实践中无法可依。其次，这些问题还跟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代表认识上出现偏差有关。一些委员、代表认为人大是权力机关，当然有权行使一切国家权力，因而，他们当然认为应当有权对任何涉及人大代表的案件进行实体审查;同时，一些委员、人大代表也缺乏被监督和程序意识，认为人大作出的决定应当是终局决定，不能再提请复议、申请救济，人大进行许可审查可以不受相关程序的约束。
(二)人大行使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具体构建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人大行使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权进行完善：
U366937234
U351238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