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公约是由联合国制定的国际性的人权公约，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这些人权公约以及据此制定的一系列国际公约，规定了刑事司法的基本人权准则，也就是刑事司法准则的最低标准（min imum standards）。加入这些国际公约以后，就要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遵守这些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基本人权准则，国内法不得与之相抵牾。
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字国。2001年第九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决定批准我国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也将提上议事日程。上述两公约的签署并批准，表明我国的国内法将引入上述两公约所确立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凡是与这些刑事司法准则相抵触 的国内法规，都将面临取消或者修改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分析，我国 劳动教养制度，可以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提供参考。我认为，根据国际人权公约所确立的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以下缺陷：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追求的价值目标包括以下两个：第一，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基本人权；第二，控制犯罪滋长，维护法治秩序。我国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对这两个目标的不懈追求 是推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体系不断发展的动力，而保持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平衡则是各国 面临的共同挑战。记载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各项文书，有的侧重于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 有的侧重于控制犯罪和维护秩序。但是，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 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程序。[1]由此可见，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虽然追求保障人权与 保护社会这两个目标，但又将保障人权置于优先地位。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不得以牺牲人权保障作为社会保护的代价。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从它一开始建立就是以控制犯罪、保护社会为宗旨的。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 立的。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 轻微违法犯罪人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因此，劳动教养制度的设立，主要 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不可否认，在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以内，劳动 教养制度对于净化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秩序，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下 ，基于区分两类矛盾的政策，劳动教养虽然是对于那些轻微违法犯罪人适用的，但由于这些 轻微违法犯罪人当中，包括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 政治上的敌对分子，因而，劳动教养也就成为一种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在专政的意识形态 话语之中，劳动教养的政治正确性是不容怀疑的。换言之，保护社会在当时被看作是政 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首要任务，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丧失是不被关注的。只是在经济体制改革 以后，我国社会从一元化的政治社会向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的社会转变。在这种情 况下，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得到社会的更大关注，进入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随着这种社会价 值观念的转变，劳动教养制度所追求的保护社会的价值的片面性与不合理性日益凸显，它正 在逐渐地丧失其政治正确性。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劳动教养制度追求的保护社会的价值目标，甚至为实现这一价值不惜牺牲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制度设计，就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将人权保障 置于社会保护之上的价值目标发生了明显的冲突。由于我国社会结构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也就为我国接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价值目标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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