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尤其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正在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还是后斯密时代的“管理人”假设，其存在的客观经济基础正在接受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严峻挑战；而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马克思“自由人”假设所强调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相比，也仍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对人类行为特征进行抽象概括，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人性假设以满足实践需要。一般来说，不同时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人性特征深受该时期特有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制约，而“知识”作为现代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对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对人们的行为特征产生了特殊影响。这就为以“知识人”假设作为基本硬核，构建当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创造了现实基础与客观条件。
“知识人”假设是以马克思一般人性观为基础，结合知识经济时代个人行为的主要特征和人类价值理念的最新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实践，而抽象出来的用于集中反映当前时代特征的一般人性假设。它充分体现了“知识”对人类改造现实世界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深刻反映了“知识”对改变人类自身，促进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意义。它是马克思“自由人”假设基本内容与现实社会客观要求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类在尚未彻底摆脱“对物的依赖性”时，通过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将知识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物化源和价值源，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综合素质时所展示出的人性特征，其实质可以理解为以“劳动自由”来取代“资本自由”。另外，当我们在科学地精炼“知识人”假设的应有内涵时，还需要充分借鉴和积极继承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后斯密时代的“管理人”假设，以及当代西方管理科学人性假设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联系到我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的实际国情——即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低，结构性差异大，区域商品经济成熟度高度不均衡，行业垄断、地区封锁以及某些政府特权仍将对建立全国性的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与运行机制形成严重障碍时，我们仍需将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中强调的“自由竞争”意识和“利己而不损人”的行为观念、“管理人”假设所追求的“合理利润”的行为动机，以及当代西方管理科学中“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等，有机、系统、科学地融入“知识人”假设的本原涵义中去。
由此，我们可以抽象出“知识人”假设的主体内容，即：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中，随着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个人行为动机不再是纯粹单一的心理需要，“包括利他动机在内、对不同目标和奖赏有反应的扩充的自我概念，将取代仅仅受自利动机驱使的狭隘的自我概念”，这意味着个人心理动机将呈现出结构性与层次性的多元化特点；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也将由狭义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向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的综合价值合理化转变；人们的行为目的不仅仅要考虑当前的实际需要，而且要充分考虑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在高度关注“人力资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时，也要积极运用“创新知识”及“创新技能”，大力加强对“自然物”与“人造物”的改良和改进，以便使其能更有效地发挥服务功能；最后，人类在寻求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同时，还应努力实现人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发展。这些都可视为“知识人”假设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