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算起来，郝劲松的六次诉讼，五次与发票有关，而三次与铁路有关：一次是因为在火车上用餐，铁路方面不出具发票；第二次是因为在火车站退票，铁路方面收取火车退票费不出具无发票；最近的一次则是在火车上购买物品，铁路方面不出具发票。这些诉讼的标的额都非常小，最大的一次才100元。对于这些诉讼的提起，我们佩服郝先生的勇气和毅力，这对于推进中国法治的进程，普及民众的法治意识，打破一些垄断企业的霸气，是很有好处的。但是，问题是，这些诉讼标的额如此之小，并且是都是针对同一企业、诉讼性质都相同，普通民众能有这等耐心和金钱、时间成本吗？我们的法院在如此之多的此类诉讼中又何堪以负？
看看铁路方面，第一次因为在火车上用餐不出具发票的诉讼得以险胜，并不是因为其不开具发票合理、合法，而是因为郝劲松没有拿出曾向铁路员工索要发票的证据。那么，铁路方面就应该从这一次诉讼中吸取教训，在全路系统进行整顿，认真执行国家的税收法律。可惜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也许被胜诉冲昏了头脑，也许觉得这类小额诉讼，就是败诉也无关紧要，于是他们迎来了接连相同的发票诉讼。
看看税务机关方面，本来，查处火车上出售物品不开具发票是税务机关的职责。去年8月，郝劲松就以国家税务总局对铁道部及其下属单位拒开发票、涉嫌偷漏税款的行为应进行查处而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将国家税务总局告上法庭。但是，税务机关看来也不太当作一回事，我们并没有看到税务机关在诉讼后组织过认真的查处。于是，紧接着才出现郝劲松又奔走于相同性质的诉讼，当然税务机关也是任你诉讼不断，我自岿然不动。
在这种情况下，试想，如果不是一个郝劲松在进行这样的诉讼，而是千千万万的郝劲松都站起来进行诉讼，那么毫无疑问，就光发票类型的诉讼就会让我们的法院疲于奔命，让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不堪重负。
解决此类小额诉讼的问题，我们赞同和解、调解先置的原则及用尽其他救济方法后再进行诉讼的原则，并且最好是在我国法院系统建立小额诉讼法庭，用简易的程序处理此类案件，毕竟司法资源有限。但是，我们不能限制民众的诉讼权利，因为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要防止“诉讼爆炸”，我们的目光不能光盯着原告，我们更要从被告身上找原因。这类具有权势、财大气粗的被告何以在诉讼面前毫不改悔呢？是否认为原告们对于小额诉讼拖不起诉讼成本轻易不敢诉讼，并且就是一、二个人跳出来诉讼就是败诉赔偿不过是九牛一毛。
看来，光靠郝劲松们的诉讼还无法打破那些垄断企业的霸气，从国家法治长久建设和避免诉讼资源浪费考虑，我们建议建立以下几个制度：一是对于那些在小额诉讼中，因为相同原因屡屡败诉的一些被告企业，法庭可以判决其高额的惩罚性赔偿，有关职能部门也应当加重对其的处罚；二是如果在小额诉讼中，一些被告企业因为相同原因屡屡被起诉的，而这种起诉又是因为有关行政机关的失责造成的，就必须加大对这些行政机关及其领导的“问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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