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气候变暖最终来临时，其来势凶猛。有的地区温度在一个世纪内升高好几度。海平面陡然上升近400英尺，淹没了沿海的城镇，迫使人们向内陆迁徙。由于北美、欧洲和亚洲的植被迅速退化，全世界沙漠扩大，使许多动物濒临灭绝后，人们被迫放弃旧的生活方式，转向全新的求生策略，结果出现了大规模饥荒和疾病。这种适应就是农业：一万多年前出现的全球变暖的危机导致了农业的出现。
本周，当环境保护专家聚集在里约热内卢考虑今后的全球气候时，地球科学家们在理解过去气候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怎样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面正处在根本转变的过程中。地球环境从热变冷，从潮湿变干燥。然后又周而复始，这一过程可追溯至几亿年前，强大的地质和天文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地球环境发生了这些变化，研究人员开始将这些组合成了一幅清晰的图画。
最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开始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人类进化产生了极大冲击。新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在人类进化的每一个重大转折点都起了重要作用：从大约6500年前灵长目动物的出现到人类祖先直立起来用双腿走路，从人类大脑的迅速膨胀发育到农业的兴起。的确，人类历史不仅仅是受全球气候的影响，一些科学家说，在有些情况下简直是被推着走。
新的研究对里约热内卢环境高峰会议有深刻含义。除了其他方面，研究结果还表明：对地球这颗行星来说，剧烈的气候变化并不新鲜。宜人的全球环境已存在10,000年，在这期间，农业、书写、城市及大多数其他文明特征出现了，在历史上这种宜人的环境仅仅是更大的、完全不同的气候模式中的一个明亮点。实际上，过去的气候变化模式表明，即使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未来地球气候也几乎肯定会经历极大的变化。
女人的钱再多也不多，女人再瘦也不瘦。这句话经常被认为是已故温莎公爵夫人说的，体现了我们独特的时代精神。瘦被视为这样一种美德。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一些人实际上企图以此为生。我自己就幻想很快穿上瘦小的时装。因此，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即很糟糕的时间――都在节食。有钱也不会是坏事，但这种事不会发生，除非在某个遥远的国度一个不知名的亲戚突然死了，给我留下了数百万美元。
我们在何处背离了生活常规？什么时候吃黄油成了一种罪？稍稍多长了一点肉不是令人厌恶，就成为丑陋？所有的宗教都有特定的禁食日，暴食是基督教不可饶恕的七大罪行之一。但现在大多数人在吃够方面有问题。在有些宗教中，财富是可拯救和高尚道德的象征，胖是财富和康乐的象征。
今天刚刚相反。我们转向以消瘦为美德的新标志。结果便是胖――或者甚至体重稍稍有一点偏重――就是坏事，因它暗示缺乏道德意志。
因对健康关心，我们对消瘦也越发痴迷。的确，在我国现在体重超标的人比以往都多，在许多情况下肥胖同心血管疾病增加的危险有关。但是这些疾病既同超重有关，也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及高脂肪饮食有很大关系。消化系统癌症的相关危险可能更多的是饮食问题――脂肪太多、纤维缺乏――而不是体重问题。
那么，真正应该关心的不是我们的体重太重，而是我们锻炼不够，吃得也不科学。锻炼对强壮的骨骼、健康的心肺都是必要的。脂肪不多的均衡饮食也能帮助身体避免很多疾病。我们肯定应该不再对体重花这么多的注意力。仅仅瘦是不够的。如果那些想瘦或者已经瘦了的人认为自己会自动地健康，因而对整个生活方式不注意，这实际上很危险。瘦可以说是纯粹的虚荣。
战争可能是人类进攻性的生物本能和动力的自然表达方式。愤怒、敌意的自然冲动以及守地盘的天性通过暴力得以表现。这些全是人类同动物共有的品质。进攻是一种天生的生存机制、自我保存的本能，它让动物在生存威胁中保卫自己。但另一方面，人类暴力表现出是一种学习行为的证据。就人类进攻的情况来说，暴力不能简单归纳为本能。人类暴力的许多表现总是由影响进攻行为的社会习俗所决定的。在人类社会中暴力有一种社会功能：它是创造或者破坏社会秩序形式的策略。宗教传统在指引暴力行为时扮演主要角色。我们将看到人类暴力在宗教仪式方面和道德方面被引导的模式。
一个社会中的暴力通过法律制度得到控制。法律制度越发达，社会就为发现、控制和惩罚暴力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大多数宗族社会中，对待暴力的惟一手段就是报复。每个家族可有责任亲自对进攻者执行判决和惩罚。但是在法律体系中，报复的责任变得非个人化和分散化。社会承担保护个人免遭施暴的责任。万一个人不能得到保护，社会有责任强制实行惩罚。在一个法律体制控制的国家，个人被排除在暴力行为引发的报复循环之外，国家承担保护他们的责任。
国家法律机器的另一方面是国家军事机器。虽然一方面保护个人免遭施暴，另一方面却为了国家利益让个人牺牲在暴力之下。战争中，国家肯定对其境内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战争并不简单地是国家间为解决争端用战斗进行的尝试；它是这样一个时刻：国家最强有力地要求其人民承担义务、效忠甚至作出最大的牺牲。战争时期考验一个社会最高的宗教和道德义务。
对正在研究文化和种族不熟悉的研究人员必须格外警惕，以免带入他们自己文化的偏见。比如，他们必须确保所创立的标准对每一个正在被研究的文化或少数民族有意义。
在对文化和少数民族问题进行研究时，调查人员将本位方法和非位方法区别开来。本位方法的目标是用对一种文化或民族中的人有意义的、重要的术语去描绘该文化或民族的行为，不考虑其他文化或民族。非位方法的目标是行为描绘的概括性可跨越文化。如果研究者以本位方式设计问卷，他们关心的仅仅是所设计的问题对正在被研究的特定文化或民族有意义。但如果研究者以非位方法设计问卷，他们就想包括能反映所有相关文化都熟悉的概念的问题。
本位和非位方法在家庭变化过程研究中可能会得到怎样的反映呢？在本位方法中，研究者可能选择将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中产阶层白人家庭中，不考虑研究中心所获信息是否能被概括或是否对少数民族群体适合。在后续研究中，研究者也许决定采用非位方法，不仅研究中产阶层白人家庭，而且研究低收入白人家庭、美国黑人家庭、美国西班牙裔家庭和美国亚裔家庭。在研究少数民族家庭时研究者很可能会发现：同美国白人大家庭相比，少数民族中的大家庭更经常是一个支撑体系。如果这样，本位方法可能会显示出与非位方法不同的家庭成员互相模式，证明对中产阶层白人家庭的研究不能总是被推广于所有的种族群体。
许多城市正在经历着困境，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一些城市已失去了它们原先存在的意义，至今尚未发现新的价值。任何大型或者富裕的城市都会吸引贫穷的移民。他们涌进城市，充满了对富裕的期待，结果却经常感到失望。像17世纪的伦敦或19世纪的巴黎一样，孟买（印度城市）或巴西利亚（巴西首都）的周边地区也有一些落后的城镇。不同的只是其贫穷规模变大了。18世纪到过墨西哥城的旅行家们笔下的穷人以及他们在那里发现的巨大差别与今天的墨西哥城的情况非常相似――穷人的数量仍可以以百万计。
整个国家发展的巨大依靠经济的繁荣，但在其背后有两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是城市是希望之地，它吸引了来自贫穷农村的移民。使他们涌入城市的中心：二是乡村是伊甸园，几代人之后他们又会再涌现出城市到郊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