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连续12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时，应对反倾销调查已成为外贸企业的必备之课。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反倾销不是普通的法律诉讼，也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发生在既定法律程序下的会计制度纠争，一旦反倾销调查发起，调查机关和企业就卷入一场关于产品成本和价格的会计争论中。
陈国荣透露，束缚浙江企业应对反倾销主要的是会计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反倾销会计工作俨然成为企业打反倾销官司的瓶颈。
市场经济地位诉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夏冬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99年欧盟对进口钢铁反倾销案中，一企业错误地对小部分无形资产采用了加速折旧，尽管这个错误只占该企业整个销售成本的..004%，欧盟调查官员仍然以此为由，否定了该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在反倾销中，我国企业要获得正常调查待遇，必须达到市场经济地位的‘会计要求’，即承认和接受以公认的会计原则为基础的计算结果。”按照欧盟的要求，如果被提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内企业希望按照对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定来调查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必须证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造和销售产品。
从2002年到2007年底，浙江省共有4000余家企业遭遇国外提起的反倾销案件159起，直接涉案金额近23亿美元。诸多的反倾销案件让陈国荣深有体会：在反倾销诉讼中，会计承担着提交大量数据的重要作用，这要求会计不仅对企业自身的经济活动有清晰的把握，还要求熟悉国际反倾销法对会计不同项目标准、范围的界定，以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并及时、准确地提交各种资料。
三个禁锢陈国荣注意到，浙江企业在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的会计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会计准则存在国际差异。据悉，多数国家在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都要求企业遵循公认会计准则。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要求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执行，并鼓励其他企业执行。这套新准则比旧准则更加接近国际会计准则，但仍然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一定差异。在反倾销诉讼中，对成本、费用计算有重大影响的准则主要有存货、无形资产、固定资产和费用。
其次，企业内部控制度不健全。陈国荣透露，长期以来，由于受我国会计大环境的影响，一些企业没有严格执行会计制度，在会计制度的执行中有很大的随意性；企业领导任意干预会计工作，指使会计违规做账；存在“两本账”、“账外账”、“小金库”等现象，这些问题都导致了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在浙江省反倾销应诉中，由于会计资料不真实，导致应诉困难和应诉挫败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企业还存在操纵成本费用，扭曲生产成本等现象。陈国荣认为，企业操纵成本费用，也许达到了操纵当期会计利润的目的，但是却为反倾销应诉设置了障碍。因为操纵成本必然导致企业的成本费用数据不准确，歪曲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使得成本、费用的构成不能反映价值，甚至适得其反，招致更高的反倾销税；在操纵成本过程中，对不符合会计制度的操作，必然会有多笔会计处理来进行粉饰，而国外反倾销调查官员审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如果发现有不规范的行为，即会被冠以“不合作“的标签，企业的资料将会被全面怀疑，从而给企业应对反倾销带来不利影响。
再次，企业会计信息系统存在缺陷。长期以来，企业的会计信息系统反映的只是自己单位的会计信息，对国际竞争对手的财务会计信息和非财务会计信息缺乏了解。国外的许多大型企业集团都设有专门的反倾销会计部门以应对反倾销诉讼，但我国却少有企业建立了专门的反倾销会计部门，往往是在反倾销调查发起后才急忙成立一个反倾销调查小组来应付反倾销调查，这样的一个临时组织并不能很好地承担其应对反倾销的各项专业、复杂的职能，无法及时提供有效的会计证据，企业也缺乏对国际市场行情和同行财务、成本信息的监控与预警。
应对有法“在会计准则尽可能国际化的基础上，构建企业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陈国荣认为，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不仅要能提供企业自身完备的会计资料，还要能提供国外竞争对手的基本资料，做到知己知彼，一旦涉诉反倾销，才能迅速进入应战状态。企业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一般应包括企业经营的基础法规资料、企业自身产品销售方面的材料、产品的财务成本资料、国际市场行情和目标市场国家反倾销诉讼的相关规定、以及财务方面的见证材料。如财务年度审计报告、成本构成和核算方面的专项审计报告和资产购买时的资产评估报告、合同、批复等。
陈国荣表示，企业还应建立成本费用核算的反倾销导向，细化材料成本核算、细化期间费用的核算。与此同时，企业还应严格规范会计工作和管理，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加强对会计资料的保管。此外，打赢反倾销官司还要掌握应诉反倾销的会计举证基本方法，以及重视发挥注册会计师在反倾销中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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