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执政成本上分析，不管是选举上台的执政者，还是任命体制下的统治者，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当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就业。要提高就业就必须尽可能的创造就业机会，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发展本国经济，保护本国的市场。由此，作为国策的制定者，维系其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限制出口国的产品大量地涌入国内的海关。多数的执政者都清楚，财政有问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与债券市场进行相关的调剂与运作；国防有困难，可以通过签约与加盟来调整与改善；惟独就业，除了创造本国的人力市场的需求之外，别无他途。别的问题解决不好，都不会影响到江山社稷的巩固与延续，惟有就业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将直接动摇社会的稳定，进而瓦解执政的根基。因而，为了降低执政的风险、减少执政成本，简单而实用的方法就是限制他国的商品进入。没有障碍的设置出障碍，没有壁垒的建起壁垒，没有问题的他国商品找出问题来，鸡蛋里没找出骨头，自有鸡蛋外边的硬壳可说。总之，就是要在限制别人的当中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古今中外，统治者莫不把国家利益放在执政的首位，莫不把开拓市场列为核心的执政方针。当年，为了市场的开拓，列强不惜发动战争。今天，在以和平为基调，以缓和为特征的世界中，为了生存、为了竞争、为了发展、为了更有效的执政，各国家间、各组织间，仍会大搞有关贸易限制方面的策略战。这将是一个不以出口国商意志为转移的铁律。
一方面令我们统计者感到欣慰的是，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中占有率方面不断地提高，另一方面，我们又相当不安地关注到国内生产的产品在海外市场中正受到越来越多不公正的待遇。
先是欧美发达国家不断地就我国产品的质量及标准提出各种各样的刁难，接下来的情形是越来越多的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找我国出口商品的麻烦。通过和平的司法程序寻求对我们的限制与打压还能让人接受，有些国家为了抑制来自中国物美价廉产品进入其市场，甚至采取纵火与毁坏等暴力方式来破坏。
从限制中国产品进入有关市场的策略上，我们可以大致地分为几下几个层面：
首先，商业层面。这方面的限制手段相对来讲比较传统，典型的方式分别为配额限制、关税限制与商检限制。比如，2006年，欧盟为了限制中国皮鞋产品对其市场的进口，大幅度地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关税，相关议案规定,将在未来5年内向对中国制造的皮鞋征收16.5%的关税。由此，中国很多鞋类出口商突然间失去了很大的一片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