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随着跨国公司和银行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商业活动，国际经济关系日趋复杂，资本流动加快。90年代初，在香港或国外设立的中国公司陷入债务危机，欠下国内及外国债务人巨额债务，其中占相当比重的外国债务人往往难以追讨债务。在国际商业运作中出现此类情况时，仲裁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主权国的地位如何?在中国又该如何处理此类问题?
答：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仲裁是商业性的，属于私法领域。只有在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时，仲裁庭才有管辖权。在仲裁协议中，当事人必须明确仲裁地、仲裁规则和仲裁机构。如果中国公司确实应当根据合同规定向外国债务人支付债务，且双方间存在有效仲裁协议，那么外国债务人应将争议提交仲裁，仲裁庭根据事实进行裁决。如果最后仲裁裁决中认定中国公司有义务支付债务，那么债务人可以依据仲裁裁决要求偿还。如果中国公司仍然拒绝履行裁决，债务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作为《纽约公约》成员国，中国法院有义务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并可强制执行应偿还债务的中国公司的财产。
问：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外商往往占据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往往坚持将案件提交本国法院审理。但跨国公司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跨国公司和所在国的关系并不紧密。那么，在出现争端时，跨国公司或其所在国该如何选择呢?
答：我在发言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应当说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基本正确。就用刚才提到的外国公司或银行借钱给中国公司这个例子来解释，外国公司往往希望在原合同中明确规定将该债务纠纷提交外国法院，并适用外国法。而仲裁则是双方间的妥协，双方经磋商后，同意将争议提交中立国仲裁，即任何第三国仲裁，如瑞士、英国、法国等。双方也会同意，裁决争议的仲裁员为第三国国民，或由不同国家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如果案件被提交给国际商会仲裁，那么典型的仲裁庭会由一名中国仲裁员、一名外国债务人所在的本国仲裁员和一名第三国仲裁员组成。这样一来，当事人实际上是协商同意将争端解决国际化，以减少来自各国国内的影响。
问：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越来越多，请具体分析其对吸引外国投资的作用。
答：这种双边协定是国与国之间签订的，例如我最近看到的中国和奥地利的双边投资协定。此外还有中比协议、中法协议等100多个类似协定。尽管这些协定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都规定了如果投资者为一国国民，即可将其与另一缔约国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关于越来越多的双边协议是否会促进对外投资的发展，我想这是肯定的。在过去10至15年的时间里，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双边投资协议签署，即是因为缔约国相信这类协议能吸引更多的外资，而通过仲裁解决争议，则使外国投资者觉得更安全、更有保障。
问：用有效程序解决公司和主权国之间的争议，其目的是不是为了保护主权国的经济利益，是否有经济杠杆在发挥作用?
答：我认为我们应当牢记的是：有些重大争议可能会让跨国公司陷入困境、甚至绝境，所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在我看来，国际仲裁是当事人能够寻求的最好救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真正公平公正的裁决。还需要注意的是，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争议是很复杂的，并不全是东道国侵犯投资者利益。有些情况下，争议的起因是投资者没有履行合同义务，侵害了东道国的利益。
问：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活动往往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这种情况非中国所独有。那么，在中国企业从事跨国活动时，应当如何处理与东道国的纠纷?
答：我仅建议中国企业遵循和法国公司、美国公司及其他外国公司同意的原则，即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双方义务、救济措施等，并将国际仲裁明确规定为争端解决方式，并约定仲裁在中立国进行，而非东道国。
问：中国目前只是机构仲裁，而没有临时仲裁，缺乏临时仲裁是否会阻碍外国投资进入中国?
答：就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于机构仲裁，尤其是象国际商会这样的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当然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临时仲裁的情况也很普遍，但我并不认为缺乏临时仲裁会形成外资进入中国的大障碍。更何况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也可以约定将争议提交临时仲裁，无论是在新加坡、伦敦、纽约还是其他国家都可以。
问：中国是《纽约公约》成员国，请评论一下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和执行现状。
答：尽管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执行仍面临种种困难，但我认为中国正在进步。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地方基层的执行相当困难，但在中央或较高层次上，主管机关都充分认识到《纽约公约》下的义务，并积极履行相应义务，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答：目前国际商会暂时不能在中国仲裁。根据中国《仲裁法》，只有中国仲裁机构才能在中国仲裁，而外国仲裁机构不能在中国仲裁。事实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这方面从事了大量工作，以推动中国仲裁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问：您认为中国能改变这种限制外国仲裁机构进入的状况吗?中国对外国仲裁机构的开放是否必要?
答：中国仲裁已经开始了对外开放，例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名单中就有外国仲裁员，这就是一个进步。但进一步的开放仍然需要，中国应当允许国际商会和其他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在国际商会的研讨会上，我曾提出既然国际商会仲裁能在世界150多个国家进行，为什么就不能在中国进行?如果仲裁中存在管辖权问题，没有仲裁协议或违反中国公共政策等，就会被不执行，甚至撤销，并不会形成对国家主权的影响。我认为，在中国入世后，更应当开放法律服务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