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FTAs 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费用,通过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通过推动新 FTAs 产生,最终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关税是国际贸易进行中发生的一种特殊交易成本。RTAs 和 FTAs 会使这种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并使它在不长的时间内趋向于零。RTAs和 FTAs 还使贸易者与所选择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物理距离拉近,由此节约了运输费用。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费用,FTAs 能够大幅促进内部成员之间的贸易。这种促进作用在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和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上都得到了体现。
欧洲经济共同体。1957-1968 年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一直是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意大利六国。1959 年 1 月,欧洲经济共同体首次实现降低内部关税。1968 年 7 月,共同体内部关税完全取消。在 1958-1968 年期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间的内部贸易额增至原来的四倍,年均增长 17%,大大高于当时各成员国的国际贸易总量的增长率。以法国为例,这一时期全部国际贸易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在 9% 左右,全部资本主义体系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大致也处于这一水平。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的形成历时较短。NAFTA 于 1994 年初启动第一轮关税削减。有关研究表明,1994 年前 9 个月与 1993 年同期相比,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增长率大约是与非 NAFTA 国际贸易增长率的 2 倍。1980 年,北美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中区域内部出口占 34%,1996 和 2002 年分别上升至 49% 和 56%。
当然,成员间贸易可能会对成员与非成员间贸易发生替代效应并在短期内使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有减少的倾向,人们一般称这种影响为贸易转移或贸易替代。然而,全球贸易总成本毕竟得到降低,由此全球贸易量整体上有望增加。不仅如此,这种贸易替代效应会促使贸易受替代关税主体也积极地与贸易伙伴尽快达成 FTAs,由此促使世界贸易总成本进一步降低。而且,如果受替代者应对积极,替代效应影响并不大。有关人士曾经针对 NAFTA 的建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 Eu 对美国的出口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影响很小,受到较大影响的产品种类非常少。
其次,FTAs 促进了国际投资,并且起到了优化世界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效果。
以上促进作用在 EU 和 NAFTA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体现。
欧共体 (EC,EU 前身)。1981-1987 年间,欧共体各国 FDI 流入占世界 FDI 流入量的比率一直稳定在 28% 左右,但在 1993 年初形成 统一市场的预期下,1987、1988、1989、1990、1991 各年欧共体各国 FDI 流入占世界总流入量的比率分别为 28%、36%、41%、49% 和 50%,呈持续、大幅增长态势。1993 年及以后,欧盟所占比例下降,1996 年后维持在 27% 左右。1987-1991 年间,欧共体 FDI 流入比率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跨国公司,特别是欧洲内部的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新的大市场预期,它们要按照大市场要求进行产业组织优化,FDI 实现的主要方式是企业并购,而欧共体 FDI 的流入量主要来源于欧共体内部。
当然,由于欧共体原有成员国 (1986 年前欧共体有 10 个成员国) 之间很早就实现了零关税贸易,1993 年初,欧共体主要是在共同要素市场建设上取得成就。因此,1981-1987 年间,外部对欧共体和欧共体内部的 FDI 加速上升相当程度也是因为资本、劳动力流动自由、便利化的作用,而并不完全是 FTA 影响。但是,FTA 作用不可忽视:(1)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于 1986 年新近加入 EC 并逐步与 EC 原成员国实施 FTA 的。(2) 1990 年两德统一也扩充了欧共体 FTA 的范围。(3) 当时欧洲各国都知道,欧共体还会逐渐吸纳原来 EFTA 的成员加入,事实上原 EFTA 成员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后来也确实于 1996 年加入了 EU,在当时,这至少意味着 EC 的 FTA 成员规模将会得到扩充,这种预期还特别导致瑞典等原 EFTA 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在 1985- 1991 年间在 EC 各国掀起并购高潮,其目的是要趁早在 EC 大市场内部建立企业发展基地。同时,EU 各国也在积极开展对原 EFTA 各国的投资。在 1985-1989 年间,当时进出 EFTA 各国的 FDI 总流进/出量中有 51% 是来自/去往 EU 各国。(4) 在 1993 年以前,EC 就已经在和波兰等东欧国家开展接纳谈判,由此,国际社会当时出现了一种对欧洲经济区 (EEA) 的预期,而欧洲经济区首先是一种比 EC 范围更大的 FTA 区域。
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NAFTA 对其 FDI 流入量的影响难以分离和辨识;我们可从 1994 年前后流入墨西哥的 FDI 数量变化上一窥端隅。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和其他非 NAFTA 经济体系相比,墨西哥人均 FDI 流入、FDI 占 GDP 的比重在 1994 年前后均有大幅上升,其中美国作为 FDI 来源地的份额有所上升,但来自 NAFTA 以外经济体系的 FDI 增长程度也非常可观。从 NAFTA 形成后对区域内 FDI 流向和数量的影响上看,最明显地表现在美国棉纺产业大规模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墨西哥,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一体化进程再度得以深化这两个方面。
第三,FTAs 是实现全世界产品贸易自由化、产品市场一体化、生产过程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实际上,尽管 FTAs 推动世界产品贸易完全自由化的路径形态难以精确预料,但我们可以判断出一个大致的过程。目前,全球大型 RTAs 已经初步确立,即 EU (欧洲圈)、ASEAN+3 (亚洲圈)、AFTA (美洲圈) 三足鼎立的架构,而这三个顶点之间也已初步建立“RTA+RTA”的联络机制或合作设想。
-- 就亚洲圈与欧洲圈的联系而言,目前 ASEAN 与 EU 已经提议谈判建立自贸协议。
-- 就亚洲圈与美洲圈而言,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推动亚美自贸区的良好架构机制。
-- 至于欧洲圈与美洲圈的联系,早在 1998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就向欧盟部长理事会提交《新跨大西洋市场计划》,该计划提出最终形成囊括欧美两洲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
可以预见,世界几大自由贸易“山头”也被自由贸易“桥梁”连通起来后,世界自由贸易的最终实现也就为时不远了。世界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全球产品市场完全一体化。正如 EU、NAFTA 的经历所表明的,产品市场一体化还会促进跨国公司按照新市场格局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从而实现区域生产过程一体化。
第四,FTAs 能够推动成员间经济合作关系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深化,由此可能对区域共同货币、世界共同货币的产生,对世界各国经济利益共同性的强化,乃至对世界政治以和平方式实现一体化的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从 EU 发展进程中看到这样一种过程路径:部分产品贸易自由化—全部产品贸易自由化与共同产品市场—关税同盟—资本、劳动力流动自由化和共同要素市场—共同货币—对成员国外交政策进行必要协调。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国际社会还是普遍认为欧盟最终会向政治深入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从主体意愿上看,欧盟一体化的深入反映出欧洲各国,其中主要是德法两大国对战争和敌对所带来的痛苦的反省。反过来看,一旦行为主体基于这种反省态度转而产生通过新合作框架开展互利互惠活动的动机,他们一步步进入如上合作步骤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每一步的迈出都有未来利益作为动机基础。对所有成员而言,这既是一个合作博弈局面的形成,也是一个帕累托改善实现的过程。
如上所述,当今世界的 FTAs 方兴未艾;对照欧盟发展历程,如此众多的 FTAs 也有将世界各大区域引向更深入经济合作关系的趋势。如果当今国际社会也普遍具有通过经济合作而不是战争过程来谋取利益的共识,那为什么不能由此推论,FTAs 以及以 FTA 为基础的多种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兴起最终不仅会导致全球贸易完全自由化和促成世界共同产品市场,而且还将进一步促使世界共同要素市场、共同货币形成,乃至再对世界统一政治架构的产生和完善产生积极影响呢?反思这两年 FTAs 在全球兴起,至少表明国际社会实际上正开始“启动”这种共识。
目前,全球各 RTAs 和 FTAs 的短期目标还是在世界局部推动形成共同产品市场,这是世界近 200个关税主体之间在产品交易上的复杂利益关系的一种反映和表达。综上分析,在这种多局部“产品市场单圈”格局的基础上,正启动发生着以下 3 种运动进程:
第一种,局部“产品市场单圈”之间的边界在消解和扩张。
第二种,在这些局部“产品市场单圈”基础上形成局部“要素市场单圈、货币单圈、政治单圈”。
其中,第三种进程只是“态势微露”,因为我们除了看到 EU 货币联盟通过吸纳新成员扩张外,还没有国际经济合作 2004 年第 12 期看到两个货币联盟合并的提议。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在当前格局基础上将整个世界融汇形成一圈产品市场、一圈要素市场、一圈共同货币、一圈政治架构,这一过程会花费多长时间,将取决于全球所有关税主体之间在所有产品交易、要素交换、货币选择、政治互动等过程上面种类更多、联系更复杂的彼此消长和相互关联,取决于各种当事主体对这种消长和关联的感受和反应。
因此,我们既从 FTAs 兴起中看到世界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曙光,也感受到它的艰难,并体会到它形成的可能路径的多样性和难以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