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起，缔约方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3次缔约方大会期间，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各缔约方代表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2012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平均减少5.2%。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法形式就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
有关那次京都谈判的情景，当时中国谈判代表团成员吕学都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两个星期的大会期间，最长的一次谈判竟然持续了56个小时。会场不提供饮料和食品，代表们只好利用会间短暂的休息时间胡乱吃点东西。中国代表团当时只有八九个人，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代表团都在数十人以上。吕学都说：“我们就那么几杆枪，别人却可以轮流上阵”。因此，包括67岁的钟述孔在内，中国代表团成员连续两个晚上没有离开会场。
中国代表团面临着空前的压力。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打电话，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亲赴会场发表演说，美国谈判代表则频频约见中国谈判代表，希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承担减排义务。
在谈判桌上，新西兰代表团还“临时”抛出一个提案，建议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问题。钟述孔当即要求发言，坚决予以回击。接下来，4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相继发言，以排山倒海之势否决了新西兰的提案。
美国《华盛顿邮报》对会议的紧张气氛进行了报道，并引用了钟述孔的一句精彩言辞：“发达国家每两个人就拥有一辆小汽车，可你们连公共汽车都不想让我们坐!”
邹骥也出现在京都第3次缔约方大会，但当时他还不是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只是参加了一个边会(Side Event)。除政府代表团以外，每次缔约方大会都会引来数以千计的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士、各大公司游说者和新闻记者等。
两年后，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5次缔约方大会上，邹骥才初次结识中国政府代表团，并在一次允许旁听的公开发言中目睹了气候谈判奇才钟述孔的风采：那是一位年近七旬的长者，英语略带中国口音，但非常流利。
邹骥在欧盟委员会环境总司做实习研究员时，顶头上司Jose Delbeke就曾多次提及钟述孔，称这个中国老头立场强硬，是让他们既头疼又敬重的对手。而气候谈判圈内也流传着钟述孔的不少轶事。例如，有的小岛国在谈判中提出，它们是海平面上升的最大受害者，希望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英国代表跟着诉苦，说自己也是一个岛国。钟述孔当即发言：“你们不是小岛国，你们是大不列颠!(You are not a small island country，you are Great Britain!)”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邹骥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也会和钟述孔那样在谈判桌上与对手唇枪舌剑。2000年夏天，钟述孔去世后不久，这位39岁的环境经济学教授收到了来自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发来的公函，邀请他出任谈判代表团成员。他非常激动，“我一介书生，报国有门了”。
邹骥说，在气候谈判桌上，不光是英语好、懂外交就行，科学、经济、政治、法律也都要懂，否则会吃亏，“我生怕一个词或一句话不妥，将来就会影响中国的一个群体或一个行业”。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林而达对此也有同感。2001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会议上，当时欧美国家有研究结论认为，全球还能容忍的变暖幅度在2到3摄氏度之间，林而达等中国科学家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个结论还充满不确定性。双方争执不下，最终欧盟提出“a few degree”的折衷说法，即容忍的变暖幅度为几度。这次科学论争后面蕴藏着丰富的政治含义。假如将全球能够容忍的变暖幅度定为3摄氏度，则可以计算出大气中还能容纳多少温室气体，发展中国家所能分配到的温室气体排放资源就非常有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