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各协定虽没有要求成员必须实行某种特定的经济制度，但多边贸易体制却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假设之上的。因此，如何将中央计划经济，或称“非市场经济”(NMEs)，纳入到多边贸易体制当中曾是多边贸易体制历史上的一项重大挑战。[91]冷战结束以后，大多数的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问题也随之不再凸显。在中国入世之前有10个转型经济国家加入了WTO.[92]鉴于其经济的过渡性质，所有这些国家都就其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作出了某些承诺。然而，这些承诺大多是确认对特定WTO规则的遵守，或者是对已有的市场经济实践进行认定。[93]唯一的例外是关于持续地就私有化进程提供信息的承诺，这是WTO体制所未规定的一项义务。[94]
与其他的转型经济国家相比，中国作出的市场经济承诺并不限于确认将遵守WTO规则或对经济现状进行陈述。相反，中国的承诺是一种持续的(on an ongoning basis)义务，[95]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议定书第9条对中国规定了一个总括性的市场经济义务：除议定书附件4中所列的产品和服务以外，“中国应允许每一部门交易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力量决定。” 附件4列出的产品和服务部门可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实行价格控制，它们包括：(1) 可实行国家定价 的四类产品(烟草、食盐、天然气和药品)和四类服务(公用事业、邮电服务、旅游景点门票费、教育服务);(2)可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六类产品(粮食、植物油、成品油、化肥、蚕茧和棉花)和六类服务(运输服务，专业服务，服务代理，银行结算清算、传输服务，住宅销售价格和租用服务，以及医疗服务)。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并须通知WTO，否则不得对附件4所列货物或服务以外的货物或服务实行价格控制。同时，中国承诺将尽最大努力减少和取消这些控制。[96]
由市场决定全部价格(少数指定的产品和服务除外)的义务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承诺。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承诺是中国所承担的所有WTO义务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因为实现这一承诺将最终保证中国的经济体制与WTO体制相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