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破解“执行难”，司法机关出台了很多办法，如严惩“老赖”，建立执行“黑名单”等，但效果不甚理想。因之，出席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在审议两高报告时，“执行难”问题再度成为他们的关注焦点。
常金月代表谈起自己经历的一起执行案件，至今仍非常气愤。被执行人是外省的一家酒店，在执行过程中这家酒店被查封，应该说具备执行条件，但就是因为当地领导一句话，一拖就是5年。
常金月代表分析说，造成这起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执行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措施不具体，执行结案时限不明确，尽管有执行条件，但法官不作为也没人追究。二是地方行政干预，被执行人是这个省某省直部门的下属企业，有关领导一出面干涉，法院就不敢作为。
王志民代表认为，由于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直接关系法院发展和前途的人、财、物等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地方手里，导致法院难以真正独立于地方之外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产生了司法权地方化倾向。部分人大代表认为，当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确实对执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有的地方和部门出于局部利益，对一些企业实行所谓“挂牌保护”，外地法院不得执行；有的甚至规定本地银行对外地法院冻结的款项不得协助划拨；有的地方以文件或者口头的形式规定，执行某些企业必须报请某级领导批准。
去年底，原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副庭长邓宁站到了被告席上，检察机关指控其犯有滥用职权、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
近年来，已经受到查处的执行法官不在少数，“给钱则执行易，不给钱则执行难”的“潜规则”，不仅破坏了法律的权威，而且削弱了公民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和信仰。
可以说，执行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执行难”。一方面是当事人对法院的执行望穿秋水，另一方面是有些执行法官枉法执行。常金月代表说，现行执行模式同审判模式一样，实行由承办法官负责到底的制度，个人执行力量分散、效率低，有时会影响到案件的执行质量。更重要的是，执行案件处理由一个或几个人决定，任意性很大，案件执行的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执行人员的水平和素质，执行程序缺乏有效监督。
部分人大代表谈到，有些执行人员工作不负责任，对当事人提供的信息和线索置之不理，耽误了执行的最佳时机；还有极个别执行人员办“人情案”、 “关系案”，接受吃请和贿赂，与申请执行人关系好就违法执行，损害被执行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与被执行人关系好，就寻找借口，拖着不予执行，使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实现。
当前我国70％的民事案件靠强制执行来实现债权。法律是保障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当事人打赢官司却只能拿到一张“法律白条”，就会严重影响法律的权威。
王志民代表说，“执行难”是司法不公正的表现，建议实行申请执行人签字结案制度，申请人不满意的不能强制执行结案，同时加强执行队伍建设，杜绝执行过程中个别执行法官以权谋私的违法行为。
常金月代表建议，实行审判与执行分离，法院应成为单纯的审判机关，不必再承担强制执行职能，将强制执行职能划归其他司法部门或者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并实行垂直管理，打破地方保护，彻底消灭“法律白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