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规定所要求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加强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责任心；有利于全面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有利于提高证人的法律责任感，增强其证言的证明力。但司法实践中，证人拒证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困绕着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影响着司法的公正。本文认为导致证人拒证的原因有: 一是证人拒证在法律制度上的原因：1、证人责任制度不健全，在立法上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没有承担法律责任的明确规定。2、没有作出排除传闻证据的规定，使得书面证言可以党而皇之地进入诉讼法庭。3、立法上的冲突，为证人不出庭作证制造了理由。4、证人保护制度和补偿制度的规定极其不完善；二是司法机关自身的原因，主要司法人员为减少诉讼成本和工作量不主张让证人出庭；三是证人本身的原因，主要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主观上不愿意出庭作证。 根据证人拒证的原因，应采取相应对策：一是完善证人作证制度，既包括完善对证人作证的保护制度，又包括对证人拒证的制裁制度；二是完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证言这一证据的规定，在立法中规定直接言词原则，对书面的证言不予采信或进行严格限制；三是提高司法人员执法水平和公民法律意识，使司法人员履行保证证人出庭的职责，使公民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审判制度的必然要求，各国刑事诉讼法律普遍规定了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和违反义务的制裁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所展现的庭审方式客观上需要证人出庭制度作为配套设施，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不尽人意。笔者就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目前证人拒证的现状、危害，证人拒证的原因及对策，阐述如下观点。 一、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意义。法院开庭审判的目的就在于查清案件事实。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是对证明事实的证据的认证。证据只有在法庭上经质证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证据在法庭上出示质证，是整个庭审活动的中心。而证人因思想文化素质，与当事人的关系，与案件处理结果的利害关系等主客观因素，其证言的证明力就有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加强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责任心。证人当庭作证，在控辩双方的质问下，法官对证据是否有效，依法当庭加以确认，并可当庭认证。一方面可以避免法官使用证据的随心所欲；另一方面，要求法官依法认证。这就使得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由于认证的公开性，避免了法官使用证据的片面性，促使法官公正断案。 2、有利于全面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仅宣读证人的证言笔录或鉴定结论，剥夺了被告人、辩护人与证人、鉴定人质证的权利和机会。法官往往也会疏忽有利于被告人一面的证据，不能全面掌握案件事实。证人当庭作证，并经控辩双方讯问、质证，证人所反映内容更加全面、客观，使法官能公正断案，正确定罪量刑，提高办案质量。3、有利于提高证人的法律责任感，增强其证言的证明力。证人出庭，在庄严的法庭上，由法庭依法告知作证的法律后果，促其准确表达真实情况，从而提高了证词的证明力。 二、刑事诉讼中证人拒证的现状及其危害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是被应用得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之一。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刑事诉讼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但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我国的刑事审判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却普遍存在。证人出庭率相当低，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证人都没有到法庭作证，即使法院发出出庭通知也可以弃之不顾。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已经建立起了控辩式的审判方式，要求有理讲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事实查清在法庭，是非辨明在法庭，罪责确认在法庭，裁判公开在法庭。①因此，证人出庭作证在案件审判环节上的作用尤为显得重要，对证人出庭作证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一百五十七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证人不到法庭作证，其危害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直接产生的后果就是造成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无法对证人证言进行当庭质证，使控辩式诉讼流于形式，严重影响法院庭审功能的发挥，影响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顺利进行，进而产生一系列的后果：对于前后矛盾的多份证言无法在法庭审理中排除和认定；对于部分因贿买、威胁、诱导等原因导致的虚假证言难以揭露；控辩双方可能对证人证言妄加解释，甚至故意曲解其真实意旨；未经当庭质证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使用的，由于证人不出庭而造成无法对证人证言进行当庭质证，也势必会影响到法官在法庭审理中对该证据的认证，进而直接影响到裁判效果。目前大量案件甚至最为严重的死刑案件，都大量存在不是通过对证人证言的当庭质证而是依靠书面证言定案，存在着司法不公正的严重危险。目前证人主要向侦查部门提供证言而不到法庭作证这种有法不依现象的长期存在，对法院通知证人出庭的出庭通知的“执行难”与法院裁判的“执行难”一样，必然会损害到法院的司法权威，严重影响依法治国的进程。②据统计，自2003年元月份至现在，濮阳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821起案件，有证人出庭的仅有263件，占起诉总数的32.1%。就出庭的证人而言，大多也与被告方、受害方有较密切的关系，如亲戚、朋友关系。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证人不愿出庭作证，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这种现状的原因较为复杂，它既受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及司法体制的制约，也有立法、司法方面的原因以及证人自身等多方面原因。 三、刑事诉讼证人拒证的成因分析 （一）证人拒证在法律制度上的原因 1、证人责任制度不健全。强制作证原则，是国际上普遍认可和实行的刑事诉讼原则，否则无以确立法律的权威，也无法保障诉讼的正常进行。强制作证的关键在于证人如无正当理由不出庭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以强制手段使其到庭、法庭判处监禁、罚金等。如根据我国香港地区按照英国法例和法理制定的《刑事诉讼规则》第37条，如果法官有充分理由确信，证人不出庭没有正当的理由，或者证人在接到法官再一次出庭的通知后也不出庭，法官可以发出逮捕令，强制证人到庭。根据第36条等条款，证人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服从法院的证人传票或证人命令出庭并且作证，会因藐视法庭而受到简易罪的处罚。到庭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作证亦同。在处理方式上，有的国家和地区还规定由此而产生的法庭费用均由无正当理由不出庭者承担。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1项规定：“依法传唤而不到庭的证人要承担由于应传不到造成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科处秩序罚款，不能缴纳罚款时易科秩序拘留。对证人也准许强制拘传：……在再次应传不到的情况中，可以再一次科处秩序处罚”。③然而，我国在立法上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以及阻碍证人出庭作证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不具体，缺乏完整性、可操作性。《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对应当作证而拒绝作证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形成证人在拒证责任上的立法空白。立法上对应当出庭作证而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法院应当如何制裁没有明文规定，证人也由此而产生了拒绝出庭作证的侥幸心理，因此证人对出庭作证缺乏法律义务感，往往认为不必多此一举自找麻烦，使得证人出庭作证难以落实。 2、没有作出排除传闻证据的规定，使得书面证言可以堂而皇之地直入诉讼殿堂，导致诉讼各方没有传召证人出庭的积极性，这是目前证人出庭少的重要制度原因。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4项，法院开庭审判前应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3日以前送达”。因此，依法证人应当由法院传召。而且，为实现公正，证人应当是法院的证人而不是当事人的证人，为保证对证人出庭的强制作用，由法院根据诉讼双方的要求向证人发出出庭通知，是实行控辩举证诉讼制度的通行做法。但为落实法院的传唤，包括为证人提供必要的作证条件，诉讼双方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的主要保障条款，是法律关于排除书面证言（传闻证据）的规定。如果证人不到庭，控辩双方将难以实施其指控和辩护，尤其是公诉人，将无法支持由起诉书提出的指控。④然而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却缺乏促使证人出庭的驱动力。这主要是因为刑事诉讼法未规定排除传闻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7条的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可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41条首先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下来又规定了经法院准许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几种情况，即“（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其中第四点规定的太宽泛了，太不好理解和操作了。因为一切不出庭都可以用“其他原因”来解释。因此《解释》第141条可谓缺乏规范性而仅具象征意义的条款。在这种制度下，勿须费神费力地促使证人到庭，而且在证人不出庭时检察方面还可以充分利用由侦查、检察人员庭前所获证言，防止证人当庭作证时改变证言，因此，通常有利于支持控诉。 3、立法上的冲突为证人不出庭作证创造了条件。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可以说是一条关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强制性规定，但是该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灵活规定”实际上又允许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这与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是相冲突的，造成了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选择性。现行立法上对证人作证行为性质的界定是矛盾的，立法上是采用的双重标准，证人作证的行为性质因调查取证主体的不同而有区别。控方在调查取证时，证人承担的是作证的义务，而辩方在调查取证时则必须经过证人同意（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时还必须经过检察院或者法院的许可），这样，愿否作证就成了证人定夺的一种权利。正是由于没有将证人出庭作证强制统一规定为义务，从而埋下了证人不出庭的隐患，为证人对抗辩护律师的出庭要求，拒绝出庭作证提供了“合法”、“正当”的借口。
参考文献资料：①《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崔敏著，121—124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②《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崔敏著，95—97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③《刑事诉讼构造论》，李心鉴著，101—10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92页；④《诉讼法学新探》。陈光中主编，120—122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⑤〈〈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陈光中主编，67—69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引用法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七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