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条件之一：无限防卫适用行为的限制-仅限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人身侵犯行为《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可实施正当防卫的不侵害法行为包括对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的侵害行为；与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范围相比，无限防卫的范围显然要小得多。《刑法》规定无限防卫是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行为的防卫，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所侵犯的客体都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其中有些罪侵犯的是多客体），至于行凶和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实践中也都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由此可见，可以实施无限防卫的侵害行为，仅是在可以实施正当防卫的多种侵害行为中的一种-对人身权益的严重侵犯行为。
“行凶”一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它与后面列举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几种犯罪行为在外延和内函上都具有包容性。《刑法》将“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几种严重犯罪行为并列作为可实施无限防卫的选择要件，在“行凶”行为可独立构成一种犯罪的情况下，其“行凶”的侵害程度理应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行为的侵害程度相当，即“行凶”的程度应当达到构成严重犯罪时，才可实施无限防卫。如果“行凶”行为被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行为所包容，则其侵害程度理应达到上述各该犯罪中任一种罪的犯罪构成。“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行为，《刑法》已明确规定为是“暴力犯罪”且“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不论其侵害行为构成《刑法》所规定的何种犯罪，该种侵害行为对人身的侵害也应达到构成严重犯罪的程度，才可以实施无限防卫。
我国刑法规定对人身权利侵犯构成的犯罪是以被侵害人所受到的人身伤害程度为依据的，公民人身所受到的伤害，因程度不同划分为轻伤和重伤，《刑法》也相应地规定了轻伤罪和重伤罪，在轻伤害罪和重伤害罪两种犯罪中，显然只有重伤害才是一种严重的危及人身安全的严重犯罪。《刑法》将“行凶”和“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并列作为可适用无限防卫的选择要件，不仅表明这两种侵害行为的侵害程度要与这四种犯罪行为的侵害程度相当，而且也表明这两种侵害行为的实施者所受到法律制裁的幅度亦应相当。在这四种犯罪中，最低刑罚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重伤害罪最低刑罚与其相同，据此可以认为：当“行凶”和“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行为达到可能对被侵害人造成重伤害的严重后果时，可以对其实施无限防卫，轻伤害犯罪侵害行为，不能实施无限防卫。
无限防卫和正当防卫一样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侵害行为进行防卫，但两种防卫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正当防卫针对的是不法侵害行为，无限防卫针对的犯罪侵害行为；不法侵害行为一经实施即可对侵害人实施正当防卫，而犯罪行为则有一个发展过程，就犯罪行为本身而言，不法侵害行为只是犯罪行为发展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即便是以剥夺生命为目的故意杀人犯罪行为，在犯罪人实施杀人犯罪行为的开始阶段，并不都表现出明显的杀人犯罪特征。所以，“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并不等于就是“正在进行”的严重犯罪侵害行为。从时间顺序上讲，实施无限防卫的时间应比实施正当防卫的时机滞后，可实施正当防卫时并不意味着可实施无限防卫。即：当对人身权利的不法侵害发展为具有明显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严重犯罪特征时，方可对侵害人实施无限防卫。无限防卫的时机滞后，并不是要求被侵害人在遭遇不法侵害时坐以待毙，而是指其防卫手段要随侵害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实际上许多无限防卫都是从正当防卫转化而来。虽然两种防卫的开始时间不同，但是两种防卫结束的时间应该是一致的，当两种侵害行为不“正在进行”时，两种防卫都应该结束。
实践中侵害行为的结束具有多样性。大致可有：自动结束（犯罪行为人的目的已达到或罪犯自行犯罪中止）；被迫结束（侵害人被捉获等）；这两种情况是侵害行为的彻底结束。出现这两种情况时，无限防卫的条件已自然丧失。有一种情况，侵害后果已经产生但其危害程度不再继续扩大时（如侵害人将受害人刺成重伤后，其凶器已被搜缴，或者侵害人逃跑），即侵害行为相对结束时，是否还可以对侵害人实施无限防卫？笔者认为依然不能。《刑法》赋予当事人无限防卫的权利，旨在保护：或保护被侵害人自己不受到侵害，或者保护自己不再继续受到侵害。上述情况中，当事人受到重伤的后果已经发生，侵害人已失去了继续施加侵害的能力，或已表现出不再继续施加侵害的行为特征，应视为侵害行为已经结束，不能再对侵害人实施无限防卫。至于侵害人对他人重伤害的行为，应由司法机关予以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无限防卫应严格限制在对正在进行的严重犯罪侵害行为的防卫，当侵害行为结束或侵害人不再继续施加侵害行为时，无限防卫也应结束，这就是对无限防卫的时间限制。
U354847512
U268103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