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是法院启动刑事庭审的前提，条件是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诉法第172条)，同时，根据刑诉法第51条的规定，起诉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刑诉法第181条规定，法院决定开庭审判的前提条件是“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同时，刑诉法第186条规定，被告人、被害人陈述的事实以及公诉人讯问被告人的依据是起诉书。综合上述法律规定以及庭审的基本原理，起诉书承担着启动庭审的功能。但是，某一具体案件的庭审毕竟是有范围的，法院不可能追究被告人实施的、但起诉书没有提及的犯罪事实的刑事责任。由此可见，起诉书还承担着限制庭审范围的重要功能，这必然要求起诉书对事实的表述必须明确清晰，以方便庭审过程中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活动，也方便法院最终定罪量刑。
基于此，起诉书在叙述案件事实以及其他相关事项时，应当尽量使用内涵外延均相对明确的词语，“等”字应当慎用甚至不用。
在汉语中，“等”除了有级别、相同、等待的含义外，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有两个含义：(1)表示列举未尽。如我们学习数学、语文等课程。(2)列举后煞尾。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三大城市。这两者的含义完全不同。在一些表达中，如果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自然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例如，受贿罪的起诉书中有“被告人利用A、B、C等职务便利”的表述，控、辩、审三方基于对案件材料的把握，对被告人所担任的职务是仅仅限于这三个还是包括其他职务，会得出统一的结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控、辩双方基于立场不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样以受贿罪的起诉书为例，在描述被告人行为方式时，表述为“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在D等业务中谋取利益”，但在案卷材料中，与该行贿人相关的事项还有E业务，那么，这里的“等”是列举未尽还是列举后煞尾？法官又该如何裁定？
控、辩双方基于对“等”的完全相反的两种含义的解释，自然会得出均符合各自文义的结论，但两者的结论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这就需要寻求其他解释方法来得出正确的结论。笔者认为，应当从前述起诉书的基本功能——限制庭审范围中寻找正确答案。据此，在上述例子中，控方不得就超越起诉书指控范围的事项进行质证。
由于立法的滞后性，为适应变化多端的社会生活，立法者用“等”来确定行为方式情有可原。一般认为它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到某一个案件时，在确定被告人所涉嫌的犯罪事实时，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部门)所确认的事实必然会有所取舍，这也是公诉活动的应有之义。但考虑到起诉书所具有的限定庭审范围的功能，起诉书中不应当有“等”这一表意模糊的词语。上述例子中，检察机关如果确实要质证E业务，应当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61条的规定，办理变更、追加、补充或者撤回起诉，并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而后以书面形式在判决宣告前向法院提出。
总之，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是否使用“等”，并非单纯的语言、词语的选择问题，它涉及到对起诉书功能的认识以及对刑事庭审原理的理解，应当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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