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中谁也不愿意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大家必须明白，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这个事实，其根源不仅在于集体决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恰当。每一位受着感情的驱策，想要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他面对的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老师。
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
依我自己的经验，这类矛盾之所以有时会变成难以克服的障碍，常常主要不是由于学术制度的不公，也可能主要不是由于上级或同事看法的偏颇，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能面对内心的煎熬。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制度下，从小学的时候开始，老师就告诉我们，做人要力争上游。但恐怕难以改变的事实是，人类大脑先天的结构已经决定，天才只占人群中相当小的比例。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人，在一个淘汰率很高、每一步都充满风险的教育体制中，能够完成从小学到研究生的学习过程，有机会到大学任职。但这样的经历，仍不足以证明我们就是天才，甚至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比大学外面的人更聪明一些。客观的事实是，在现代大学里，绝大多数教职员只是中才而已。我们的内心、我们周围亲近的人们、甚至我们的社会，并不真正明白这一点，常常对我们怀有很高的期望，都希望我们能够取得大的成就。内在和外部的期望，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对每一个就职于大学的人来说，都可能会成为压力和煎熬的根源。所以，我们在选择大学职业生涯的时候，一定要扪心自问，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我想说的是，要正确面对大学理想与大学职业生涯实际状况的矛盾，使我们的大学职业生活更加平顺并有更大的成功，除了要遵守外在的行为规范的约束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对自己的内心召唤的遵从。这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带有宗教感的体验。
我们选择任职于现代中国的大学，还要经常面对保持大学精神的追求与带有明显“工具理性”性质的各种外部压力之间的矛盾。
我们这个大学，是许多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作出过奠基贡献的学者传道授业之所。所有的大学都会有其办学特点，不过，并非所有大学都拥有“大学精神”。如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清华、没有北大、没有南开、没有大学，那么，我们国家的历史就得重写。我们相信只有这类承载了重大历史使命的大学，才真正有其精神。我们深深相信，拥有这种精神的大学，才可能是永恒的。
生活在这样的校园之中，耳边不时回响着陈寅恪先生“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警句，大学的同事们对精神的自由有着比其他大学的学者更自然的向往。岭南文化对大学精神内核的形成，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历史系一位我很景仰的前辈学者说过，中大的可贵之处，不在大，而在中。这是一句朴素而非常深刻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整天强调要“做大做强”、要“跨越式发展”的时代，常常忘了“中庸”、“持中”、“大正至中”这些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最宝贵的思想要素。相对于国内其他大学来说，我也相信大学的最动人之处，就在这个“中”字。因为这样的一种精神因素，让这个大学始终对校史上许许多多“敢为天下先”的创举保持着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让这个校园始终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让我们这些在其中生活的人，在面对社会和自己内心的种种煎熬时，更容易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
但是，具有明显“工具理性”取向的外部压力仍然存在，且与日俱增，各种各样的评估和排名，实际上已经直接影响到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校长公开表明以“为中才立规矩，给天才留空间”为治校理念，既然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中才而已，自然就要受到更多的外部规范的约束。而这些规范和制度，可能有一部分与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对学校的期望、对学术的期望并不一致。
作为教师和职员，学校还期待着我们为大学争取更多的荣誉。19世纪以后，学术成为一种职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守职业的规范，而荣誉变成了一种衡量职业(而不是学术本身)是否成功的外在标志。在学术职业化的背景下，有了荣誉，就可能意味着有机会为学校争取更多的资源。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必须明白，这与自己学术工作是不是有价值，是没有必然关系的。我们在学术上是否成功，在于看下一代学者会不会引用我们的东西，在他们眼中，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用数字来说明问题、来衡量每个人的水准，是具有破坏性的。太过看重荣誉，孤独思考的时间就会减少。但另一方面，生活在大学里，我们好象就有为大学争取荣誉的责任，而偏偏争取外在的“荣誉”本身，就是违背“大学精神”的。这也是现代社会的悖论。
这样以来，任职于大学者，特别是其中的学者，就有了双重的责任。一方面，我们要守护大学的本职和精神，努力改变各种不利于文化和教育长远发展的制度和规矩。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制度重建的年代，这样的工作，无疑是时代对于大学的要求之一，也是我们在大学工作的理想。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普通的教职员，我们又要遵守既有的制度和规矩，在现有体制下为个人和学校争取更多的荣誉。
我个人的体验是，只有在严格遵守既有制度，在现有体制下做得比周围的人更好的前提下，我们才有资格讨论改革体制和改善制度的可能。只有遵循目前的规矩而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我们提出的改变现状的愿望和方案，才会被正确地得到理解，大家才会相信，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真的是出于对教育、文化和学术长远发展的责任，是为了守护大学这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家园，而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在这个校园工作、生活了几十年，我看到的情况是，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和举措提出批评建议，且能被接受并取得成效者，往往都是在原有的体制下就做得比别人更好的人。
我是学历史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深深地庆幸自己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过去30年间，我们所经历和体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亲历这样的历史，对中国社会的研究者来说，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正是由于社会的迅速转型，我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正日益多元化，大学的职业生活也因此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和困惑。今天在这里如实地描述自己的体验和感觉，是想告诉诸位，真正的解决之道，是要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博大，思想更加深刻，心灵能够容纳更多的矛盾，是自我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