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李清提供的线索，今年1月21日，周金柱到案。后来，李清、周金柱两人供述虽在细节不尽一致，但是，一条假冒“鄂尔多斯”产品的制造链条已基本确认：
李清先前在桐乡打工，知道那里生产假冒“鄂尔多斯”，2010年6月起，他陆续从桐乡黄芦英、黄秋英等手中进购所谓“白坯衫”，这是由江浙一带小工厂生产出来的不带任何商标的羊毛衫，每件价格25元至75元之间，他先后采购了大约2.6万件。
这些“白坯衫”没有直接发回郴州。李清找到了比他大3岁的周金柱，请他把“白坯衫”变身名牌。
周金柱自己并不制作商标标识，他联系了一个叫“阿忠”的安徽人，购买各种商标标识。在“阿忠”手里，一套“鄂尔多斯”商标4.5元，“恒源祥”“梦特娇”商标则是3.5元一个。周金柱将商标转手给李清时，每套相应加价，“鄂尔多斯”每套5元，“恒源祥”每套3.8元至4元，“梦特娇”固定为每套4元。在后来法院审判时，法庭认定周金柱进购的商标总数达3万套，由于每套商标包括领标、吊牌、包装袋、手提袋4件，最后，周金柱被认定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共计12万件。
在周金柱的联系下，一个叫陆晋飞的人，为李清将“白坯衫”缝制上了商标标识，每套1.5元。
完成所有的制作工序后，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从浙江起运，运往郴州。
在这整个链条中，最容易让人产生混淆的，就是李清的行为应以何种罪名定性。
李清一审被判犯有“假冒注册商标罪”。辩护律师南新丹认为，这是“案件定性错误”，李清应当被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在非专业人士看来，这两个罪名容易让人迷糊。南新丹在辩护词中也承认它们难以界定。
简单来说，“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则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以“李清案”来讲，当假的商标标识被缝制在“白坯衫”上时，“假冒注册商标罪”就发生了，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则发生在销售这些假货时。当这两种行为由同一行为人完成时，则应定性为前罪，因为两者之间密切相关，后一行为是前一行为的必然结果。
然而，“李清案”的困局在于，这一整个过程是由多个行为人参与完成的。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和销售、使用伪造的注册商标的行为是分别独立的行为，各方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南新丹在辩护词中表示，在整个链条中，商标的制作、购买、销售和缝制都是在浙江完成的，李清的目的只是销售，与浙江方并无共同的非法所得。
事实上，周金柱作为链条上的一环，罪名与李清并不相同，他最后被认定为“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也正是因为罪名不一，南新丹认为，李清举报周金柱存在立功行为，应当被认定。
法庭上，公诉人认为，根据最高法《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李清提供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等基本情况，或者提供犯罪前、犯罪中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不能认定有立功表现。
法庭采纳了公诉人的意见，没有认定李清存在立功行为。
以销售价还是以吊牌价计算“非法经营数额”，成了控辩焦点。依据相关法律，当已有部分假货售出时，未售出部分的非法经营数额，可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
淘宝，对于郴州，或是中国任何一个有网络的地方，理论上是零距离。
关于淘宝上的假货问题，淘宝当家人马云说过一句话：“如果关掉淘宝就能没有假货，我明天就关了它。”这句话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淘宝上有假货；二、是假货找上了淘宝。
李清自述，大部分假冒“鄂尔多斯”卖给了网购者，每件进价最高七八十元的衣服，他在网店上卖130元或140元。
网购者发现上当后，多数会去淘宝投诉，也会在网上发帖声讨。
“全是淘宝上有人骂招来的。”面对记者问为何鄂尔多斯方面会注意到郴州的李清时，李红英说，正是买家在网上投诉，引起了鄂尔多斯方面的注意，这才会到郴州抓人。
对此，鄂尔多斯羊绒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监督部相关负责人未置可否，但他对网上假货泛滥很闹心，“要问鄂尔多斯受假货侵害的情况？你上网一搜就全知道了！”
起诉书记载，李清总共假冒“鄂尔多斯”2.2万件，假冒“恒源祥”4633件，案发后，警方在李清店中扣押假冒“鄂尔多斯”21754件，假冒“恒源祥”4433件。也就是说，自2010年8月份以来，李清销售了446件假冒商品。这并不是一个大数字。
但是，让李清麻烦缠身的，不是卖出的假货，而是库房里的商标。在这些由浙江方制作的吊牌上，假冒“鄂尔多斯”价格有1680元和2180元两档，分别是17403件和4351件，而标价968元的假冒“恒源祥”则有4433件，吊牌价总额达到4301.3364万元。
这正是“天价罚金”的基础，鄂尔多斯中院以这一金额的一半判做了李清的罚金。
究竟是以销售价还是以吊牌价计算“非法经营数额”，这成了控辩焦点。事实上，依据相关法律，当已有部分假货售出时，未售出部分的非法经营数额，可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
实际销售的平均价格是多少呢？李清的律师认为，即是淘宝上所示价格，而李清更为详细的销售数据都在被公安扣押的电脑主机中有留存，建议提取以做证据，而不是依据吊牌价进行金额计算。
但在公诉方看来，这个“实际销售的平均价格”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存不存在的问题。公诉方认为，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无法查清，理由是淘宝网记录，只能证明网店的销售价格，不能证明李清也是以同样价格销售。
对于电脑主机，公诉方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主机是让公安机关扣押的。那电脑在哪里呢？由于鄂尔多斯警方不接受采访，尚不得而知。
鄂尔多斯中院认为，辩方提供证据不能证明电脑主机中有销售记录，未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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