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可以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虽然我国将诉讼时效制度规定在民事实体法中，但是，由于诉讼时效制度对实体权利不构成任何影响，其影响的只是胜诉权，是程序法上的权利，因此诉讼时效制度从本质上讲应当属于程序法的范畴。
诉讼时效制度没有为义务人设定任何权利，因此义务人不得以权利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而拒绝履行。
即使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也仍然不具有正当性。因此在诉讼时效制度中，义务人并没有抗辩权，这一制度中的抗辩并非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抗辩。
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律逻辑是：对于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法官可以不予保护。通过这一解读可以看出，诉讼时效制度设定的是一种司法权，一种消极的司法权，其赋予了法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对权利给以救济的一种权力。
这一制度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任意性，法院可以不予救济，也可以进行救济，这需要由法官来决定。
诉讼时效制度并不排斥法官进行救济的权力，其并未限制司法权，而是扩大了司法权，因此，诉讼时效是法官可以选择适用的一种制度。从不当得利的角度提起诉讼。
当权利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虽然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未丧失，但因其失去了法律的救济手段，而使权利人实际遭受了损失，此时当事人处于不当得利的法律状态。
因此权利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债务人返还不当得利。虽然从民法理论上讲，权利超过诉讼对效期间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但我所要探讨的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这一制度，而我国现行民事法律中并未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因此所获得的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因此该自然权利有可能通过不当得利之诉而得到保护。
由于我国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因此当两年期满后，若债务人不偿还债务，法院又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不予保护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即形成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
如果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形成也已逾两年（即债权到期已经超过四年），则又会形成一个新的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依此逻辑，该实体权利永远也不会丧失公力救济的途径。通过保证人进行追偿。
法官选择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虽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但由于突破了以往的习惯，在实践中必然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从不当得利的角度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可能会遭到来自理论法学界的攻击；同上述两种方法相比，下面这种方法非但丝毫不违反法律，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即通过保证进行追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