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到，从事发到法院受理案件的近二年时间内，公安、检察机关虽经多次调解，因双方互不让步，坚持打“面子”官司而未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被告人是一名80多岁的老人，事发后因高血压引起半身瘫痪，无法到庭参加诉讼。法院调解工作面临很大难度。
我对该案非常慎重，将案情写成阅卷报告，向庭长、主管院长层层汇报，引起重视。于是在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次日，由副院长祝杰、刑一庭副庭长姜伟和主审法官——本人组成的调解小组赶到案发地，向街道负责人、当地公安派出所、周围群众了解情况。因被告人当时不在家中，而在家住县城的小儿子家养病，于是，调解小组一行又随即赶到与被告人同住一个街道的被告人的大儿子家。调解工作一直进行到当日下午13时许。我们采取“迂回”战术，对案情避而不谈，而一直和被告人家属拉家常，谈心，气氛还算融洽。
调解小组随后赶到县城。吃完便饭后，我们按图索骥找到被告人小儿子住处；见到了被告人，来到她床前嘘寒问暖。虽被告人一言未发，且被告人小儿子的思想工作也未做通，但可以感觉到，法官们的到来给被告人及其小儿子一家带来一定的思想触动。
正当调解工作艰难推进之际，2010年2月10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林来到法院，不顾本案的客观实际，强烈要求将被告人“绳之以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称她80岁的老母亲杨某要上访。我苦口婆心地向其解释被告人因身体原因，确实无法到庭参加诉讼。
此后数日，我通过电话调解、登门调解的方式，重点做好被告人家属的工作。同时向被害人阐明此案程序上、实体上的法律规定，引导其对诉讼请求加以灵活变通。
经过多日艰难的思想工作，2010年2月16日，本案终于达成由被告方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0000元，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放弃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和解协议，并当庭履行协议。被害人撤回附带民事诉诉讼。检察机关也随即撤回起诉。本案得到妥善圆满的处理。
这个案子由于被告人年老体病，无法或难以组织开庭。况且，由于双方系邻居，若以判决方式结案，矛盾可能更深，案结事不了。而采取调解的方式，是一种能够达到多赢效果的选择。
处理这类案件，我的体会是，首先要有自信心；同时，要捕捉一切有利于案结事了、能达到各方满意效果的积极因素，营造和谐的调解氛围——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也能磨成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