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患双方选择仲裁调解来解决纠纷呢？兼任太原市多家医院法律顾问的律师柴查理说，这首先归功于仲裁调解人的身份，不属于医患双方任一系统，而是第三方。在大多数医疗纠纷案件中，由于原告、被告双方争议很大，对立情绪强烈。这时，往往只有独立于医患之外的第三方，才能使双方信服。
细数解决医疗纠纷的传统手段，总有不和谐之处。在调解现场，一位患方代表对记者说：“也想过到卫生部门上访，找医疗鉴定，但他们和医院是一家，老子给儿子劝架，老子鉴定儿子，吃亏的当然还是患者。”据了解，近年来医疗纠纷引起的上访，日渐成为干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正常办公的重要因素，太原市就曾多次出现患者家属围堵卫生主管部门的现象，主管部门协调不成，苦不堪言。而对于法院诉讼，多位患方代表和医方代表都说：“打官司，程序复杂，耗时耗力，而且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官司缠身。”
仲裁调解，回避了剑拔弩张的争执、耗时耗力的诉讼，为医患双方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太原仲裁委员会医事纠纷调解中心主任侯彦说，只要认可调解人中立的身份，许多医患双方都表现出比平时更多的耐心和宽容心。12月3日，记者在调解中心调解室里看到，仲裁员坐中间，医患双方代表各坐一边，交替发言。在这起医疗纠纷中，病人死亡后患方认为责任在医院，但医疗鉴定显示并非医疗事故。经过仲裁员调解，医院考虑到病人家属已经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同意支付医疗鉴定费和此次仲裁费用，并向家属表示慰问。患者家属也表示，不再就此事提起任何法律诉讼。最后仲裁员总结发言，双方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上签字，记录员全程记录调解过程。
医疗纠纷逐年增多，医患关系亟待稳定。7月30日，太原仲裁委员会专门设立医事纠纷调解中心，专门从事医疗纠纷的仲裁调解。医事纠纷仲裁费用，按国家仲裁统一收费标准执行。这也是全国首家专业性医事仲裁调解机构。
太原仲裁委员会医事纠纷调解中心工作人员的名片上，都印满了各种头衔。“这样做，不为炫耀自己，而是为了表明我们医法兼顾的双重专业背景。”侯彦说。
侯彦是学医出身，副主任医师，常年致力于社区卫生和医事纠纷调解。调解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方遒，是法学硕士，有10年的律师从业经历。据了解，调解中心的仲裁员们都在补充第二专业知识，法学出身的在学医，医学出身的在学法，竭力成为医法通才。
调解中心有一条工作策略：“心中有是非，而不论是非。”调解中心接受当事人委托后，在查清事实，明确是非的基础上，分清责任，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依据法律、法规、政策，居中公正调解。调解工作必须尊重当事人意愿，调解不成时，引导当事人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或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若调解成功，医患双方要签署调解确认书或裁决书，该文书在法律上具备“一裁终局”的效力，此后任何一方不得再提起诉讼。
“一裁终局”是仲裁调解吸引医院的最重要原因。柴查理认为，从前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由于没有法律文书做保证，有的患者家属刚拿到赔偿金，扭头又把医院告上法庭。现在，即使多付一笔仲裁费，医院也要动员患者家属来进行仲裁调解，并以仲裁文书形式予以法律确认。
一年多来，调解中心帮助许多患者家属争取到应得的权益，也帮助不少医院规避了病人的无理取闹、漫天要价和反复索赔。有多年医疗纠纷处理经验的仲裁员罗惠如说：“仲裁调解就是医患纠纷上升到医疗案件的缓冲区，在这里有公平正义，也有沟通、和谐。”
与目前存在的大量医患纠纷相比，侯彦认为，“医疗仲裁调解仍有很大的工作空间，而且还表明，医疗仲裁调解工作面临困难。”据了解，目前医事仲裁调解工作主要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社会对仲裁法律制度的认识了解不够，有关宣传渠道、宣传活动很少。他建议，政府法治部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帮助广大群众、医疗机构了解仲裁知识。
二是仲裁调解还未写入医疗合同文本。原则来说，仲裁机构介入医疗纠纷，是要有协议条款做前提的。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护理合同、手术合同、医疗责任状等文本中，提到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可以采用的解决方式只有协商、提交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法院诉讼三种。侯彦建议，卫生行政部门尽快规范医院与患者间的医疗文本与合同，将仲裁调解这一处理医疗纠纷的有效方式，补充到相关医疗合同等文本中。
“医事仲裁调解致力于化解矛盾、维护医患关系和谐稳定，对比已经写入医疗文本的三种医疗纠纷处理方式，仲裁调解无疑是最佳处理方式。”侯彦说，随着社会对仲裁调解认知度的提高，仲裁调解一定会成为处理医疗纠纷的首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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