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也从长远来说，这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必要的，是为了在刑事程序中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能使其获得公正审判的一种做法。但是，如果这类制度实施不当，也很容易造成多种负面影响，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诉案件增多从而加大了法院的工作压力，影响了法院作出判决的权威性，影响了律师队伍在公民心中的良好形象，也加大了公诉方在上诉案件再次开庭时的举证难度从而使已经得到应有判决的罪犯可能通过这类制度而逃避罪刑。
不管这类制度多么先进，也不管这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反正它在现在的中国司法领域里是无立足之地的。
首先，这类制度的存在是以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为前提的。控辩双方必须是在平等的层面上才有可能律师在受当事人所托之后敢于和控诉方针锋相对，也才有可能律师必须在当事人的授权范围内必须尽职尽责、完全以当事人利益为中心的现象存在，也才有可能出现律师因为专业技能不强或者过于自信等原因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了不公正的判决的现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才有可能以此为由提出上诉，也才有可能返回来要求辩护人更加注重技能和魄力，使之敢于表现、敢于与公诉方针锋相对而全面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在中国，在法律上知道2007年10月28日才出台了新的律师法使律师在法律上勉强有了一个正式的定位，但实践操作上律师的地位往往不如人意，因为他是一个一直受到各方挤压的群体，更何况这部新的律师法要到2008年6月1日才生效。所以事实上，不是辩护人自身不愿意为当事人想方设法维护其权益，而是制度使然，辩护律师往往力不从心，就算技能再好的律师，也无法与客观社会抗衡出结果来。即使抗衡，也不乏出现湖南律师刘正清因辩护观点与公诉方不一致而被冠以“律师伪证罪”的现象。
其次，这类制度在大陆法系及类似大陆法系的社会主义法系社会里是很难施行的。这从英国、美国施行的效果不错和日本的施行效果较差的现象可以看出来。因为大陆法系及类似大陆法系的国家在开庭中较为注重的是案件本身的实体问题和本质性内容，一般提出的是事实认定有误或审理不充分，而非像英美法系社会那样非常注重程序问题和程序上的辩论方向、技巧和手段，所以辩护内容即使有瑕疵，也不容易为法官所察觉，对无法律知识的当事人来说，那就更不容易被察觉了。
再次，这类制度是在公民法律意识较强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出现并立足的，因为当事人懂得以此为由并列出相应证据证明其因辩护人的过失行为而受到不公正审判进而上诉。在中国，扫除文盲这一步才刚刚做好，法律知识还处在初步普及阶段，人民基本上才解决了温饱问题接着又忙着解决致富问题，法律知识则接触得少之又少，遇到官司，往往是一手全部交给辩护人或代理人处理，自己基本不过问，连公诉方和辩护人之间相对的具体情况都不了解，那又有何能力证明律师、辩护人在刑事程序中的过失辩护呢?
接着，这也不利于律师这一队伍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虽然从现阶段来讲，许多律师的专业素质并不怎么样，甚至还出现欺骗当事人的情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律师这一行业生来就应该受到公众的偏见。不管现行制度如何阻碍了律师功能的发挥，律师作为辩护人，始终也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着想的，尽其所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这类制度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辩护人过失行为为由提起上诉，会影响到他人对律师这类特殊的辩护人的信任程度。在我国，律师这一行业是需要大力受鼓励而发展的，是需要公众的支持的，而不是遭受公众的质疑和吹嘘。
最后，中国缺少相应的保障机制来确保这项制度的存在和正确施行。美国的这一项制度就实施得很好，虽然其间有起伏，而这与律师的风险保障机制多少是有些关系的，它确保了律师在为当事人辩护时敢想敢作，也确保了当事人以辩护人行为过失为由而上诉后更注重的是改变审判结果而非真的对律师予以什么惩罚性制裁。中国若无此类似的保障机制，那么肯定会造成非常混乱的局面，大受其害的律师恐怕有增无减。
实际上，中国律师身上的担子很重，即使新的律师法多给了律师一些新的权利，检察院这类公诉机关也出台相关的办法“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当中的作用和功能的发挥，但是在庭审上公诉机关凌驾于辩护律师的现象比比皆是，律师的调查取证等诉讼环节的难度无法估量，律师在新的律师法生效后能否切实地享受到自身应有的权利，都是值得打上一个问号的。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律师伪证罪被滥用而下水的律师着实不少，但刑法里有证人、鉴定人和诉讼代理人的伪证罪，却没有公诉方伪证时的相应处罚条款，明显的，作为三大部门法之一的刑法本身都多多少少含有对辩护人的歧视或者是说对公诉机关的偏袒。如果连刑法都这般，那么作为下位法的律师法即使再完善那又有何用?新的律师法中赋予了律师调查取证等相关环节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但是如果刑事诉讼法对此不做相应调整和修改，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如果要确立并实施类似刑事辩护人过失行为而上诉的先进的法律制度的话，那么先给刑事司法界一个良好的环境吧，先给律师一个良好的环境吧，在律师愿意接收刑事案件率极其低下的情况下，还谈什么更高层次的司法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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