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党而言，解放思想不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对于改革开放实践而言，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终点，而是继续前行的起点
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一位外国观察家曾经感慨：人类21世纪是从1978年开始的。而置身其间的中国人，恐怕对一句话的感触更为深刻：一切始于解放思想。35年来，思想的解放与改革的进程总是相互激荡，“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改革突破”成为开启每一段改革新航程的必然选择。
“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改革条件和目的时，把“解放思想”列于首要位置，并特别强调其“总开关”作用。这再次表明，对于我们党而言，解放思想不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对于改革开放实践而言，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终点，而是继续前行的起点。
没有思想的先导，就不会有行动的跟进；思想上能否破冰，直接决定着行动上能否突围。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很多新亮点、新突破。要将方案转化为行动、将蓝图转变为现实，解放思想是基本前提。反过来讲，如果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有突破性的改革举措。
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如果说，过去的解放思想更多是“头脑风暴”，今天解放思想则要面对现实的利益博弈。一些人嘴上说思想解放，骨子里怕思想解放；一些部门抽象地赞成思想解放，具体地反对思想解放。说到底是一个利益问题。从调节分配到简政放权，许多时候，影响改革的思想障碍很多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尤其来自各种既得利益的羁绊。正因如此，中央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全局和局部、长远和当前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坚决克服地方和部门利益的掣肘。
在新的时代场景中解放思想，不仅要有时不我待的历史主动，更要有自外于既得利益的政治担当。只有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改革者才能摆脱局部利益的狭隘，穿透短视思维的迷雾，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实现长远可持续的发展。试想，如果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破冰，怎么会有蕴藏于农村中的生产潜力的充分释放？如果害怕竞争拒绝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又怎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正是看到这一点，约翰·奈斯比特才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感叹：“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当然，敢于解放思想，更要善于解放思想。呼唤解放思想的勇气，激发大胆探索的豪情，并不意味着脱离实际、盲目蛮干。解放思想是探索规律、追求真理的过程，必然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解放思想，首先要有指导思想，如果不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所谓“解放”就可能走向反面；解放思想，为的是解决中国问题，如果只是闭门造车拍脑袋决策，所谓“解放”不过是头脑发热。我们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即便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而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今天思想解放不可能是一声令下的活动，也不是靠等“指示”、等“批准”就能实现的。警惕解放思想“口号化”、“标签化”，不仅需要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具体而微的基层实践；不仅要冲破思想观念障碍，还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甚至还可能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从这个角度，解放思想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个人的勇气担当，也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35年后，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要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要大胆试、大胆闯，就要坚决破、坚决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只要有利于”，既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共识，也应成为锐意探索者的底气所在。
改革未竟全功,思想更待解放。涵养“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情怀,秉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远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不断焕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我们将迎来的，不仅是物质之变，更是精神之变、气质之变；不仅有思想的真砥砺，更有社会的真进步、国家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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