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地缘政治学者罗伯特·斯特劳兹-于佩曾指出“国家需先思而后行”。这里针对的是国家对外的战略考虑，但实际上，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对于国家这种当今世界最为重要和强大的组织而言，在推出一项政策前，予以充分的科学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都是极其自然的。而能够满足政府上述要求的组织，在现代西方社会，叫做“智库”。
改革开放之后，“告别拍脑袋决策”既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内在的理念共识，也成为社会舆论一致性的呼吁。因此，西方社会的产物“智库”也被吸收到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诸如社科院、政研室、国家体改所在功能上正悄悄地担负着智库的角色。此后的90年代，包括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内的一批民间智库也逐渐兴起。而在刚刚过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一份由知名官方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改革报告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力，使得舆论的方向再度聚焦到了智库这一组织上。
智库源于西方，其属性可以归为一种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社会机构，即智库应该是N G O的一种。和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幕僚、门客类似，智库的确也承担着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的功能；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智库具有其公共属性的一面，而并非政府下辖机构或者官员私人部属。从根本上而言，智库必须服务于整个社会和国家，而不仅仅是某届政府甚至是某些官员的利益。换言之，当我们对一家智库的报告能够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力感到惊叹的同时，也要关注这家智库的报告是否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影响力和独立性，实际上构成了一家智库能够长远立足的两大要件。
在中国，从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员，有关国家和社会分野的视角一直没有能够建立，社会一直被认为是国家的附庸，而国家则统摄了一切。这样的观念不但使得市场经济的改革举步维艰，也让社会领域的发展困难重重，而回到智库的发展，也不难发现民间智库发展之艰难。当然，民间智库中不乏一些“贵族”，而细究其成员构成，常常是退休高官挂帅，同时网罗一批精干专业学者的状态。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其原因无外乎相对于智库所进行的研究本身，如果将意见“向上传达”是更加艰难的事情。
当然，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有朝无野”的思维在中国根深蒂固，“朝大野小”的情形是目前现实的反映。所以，以严格定义来看待目前的中国智库，显然并不容易找到心目中的理想类型。就此，一种通俗的称谓产生了，即“官方智库”。智库本无官方、民间之分，但鉴于中国现实，也就出现了这样的分类。
官方智库以及“贵族化”的民间智库的崛起，可谓近年来政府推出公共政策过程的一道风景线。在政府觉得越来越强调科学性的今天，凡是重大决策，专家智库的到场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智库的出现在客观上增加了政府决策的合法性。不过，亟须指出的是，智库的发言和报告本身需要吸纳公众的意见和态度，纯粹地根据专业知识生产出的报告，很可能因为缺乏可行性而流产。
这里可能要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同时纳入讨论。假如智库的研究仅仅限于专业知识本身，未能充分考虑民调，或者因为对政府和某些利益集团的依附而丧失了独立性，智库报告的科学性就会被消解，转而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因此，从中国智库本身的发展来看，打破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的边界，在加强智库研究科学性的同时不断夯实自身的独立性，应会成为智库发展历程中不可绕过的一大挑战。
U161717769
U367662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