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毕业面临就业难是个老问题，但近日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硕士毕业生王笑却遇到了一个“难上加难”问题：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却因不属体制内，被父母要求拒绝工作，继续求职。什么叫“体制内”？说白了就是加入公务员队伍。
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其所指都是进入仕途。“中国式家长”的存在不过是千年“官员为尊”传统的变种罢了，是老情况，不是新现象。新现象是由于中央从严治吏的纵深推进，特别是“八项规定”的严格执行，公务员队伍出现了“不好当”的集体呼声。一方面是体制内的抱怨，一方面是“中国式家长”对于子女进入体制内队伍的期盼，难道是“中国式家长”看不清形势，落后于时代步伐？这主要在于权力主导资源配置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吃“公家粮”的隐形福利并未根本消除，一些地方虽然也在高喊执行中央规定，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官场变通术仍然存在，掌握权力便掌控一切的惯性思维还在牢固地发挥作用。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当权力主导资源配置的官场习性已历经那么多年，自己来改革自己总是艰难的。但是，“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是时代的大趋势，这一趋势在中央的明确指引下已经不可逆转。在这种趋势下，“体制内”的诱惑力也会逐渐回复至正常水平。
观察新加坡发现，该国在“体制内外”方面既有分别，又有“旋转门”。如该国将官员和公务员是区分开来的，也就是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总理、副总理、部长、政务部长都是政务官，他们通过选举产生，只有赢得了大选成为议员才有资格进入内阁，而在事务官方面也就是该国公务员序列，最高职位也仅仅是部委常任秘书。成为新加坡高级官员的往往不是公务员，而是法官、医生、律师等专业精英人士，相应的，退休或辞职的官员则回归平民，但他们仍然可以重操旧业，或者选择新的市场岗位。于是这便形成了体制内外岗位交换的“旋转门”，只不过这个旋转门是泛精英化的，是社会精英人士通往官员之门。对于公务员来说，要想当上部长级高官，则只有辞去公职，参加大选。可见，公务员一般需要杜绝当大官之心，而把岗位做精做专业，依靠专业能力来获取收入和地位。
我国并未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即便如此，新加坡仍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新加坡体制内外岗位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高低优劣之分，更关键的是，无论是官员还是公务员，其权力的行使均有明确的边界，违规行为将受到严格监管和严厉惩处。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建设优质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离不开一个政治过硬、业务熟练、素质优秀的公务员队伍。不过，公务员队伍魅力的降低、层次的多元化将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向，这取决于改革的贯彻力度、落实强度。对于“中国式家长”来说，在改革尚在行进之际，如何选择是他们的自由权利。但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只要是社会需要的，都应有发展的空间，而拓宽体制外发展平台，使体制外岗位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让市场逐渐发挥决定性力量，这或许是更值得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唯有如此，体制内外才能达致一个良性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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