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纪委研究室撰文解读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强调“坚决惩治改革过程中伴生的腐败问题”，提出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权力，减少主要领导干部对具体事务的插手干预，积极探索推广主要领导干部不直接分管具体事务的制度。
这个马年春节，尚不知道此前已叫苦连连的公务员群体，其“灰色利益”究竟减损了多少，但围绕反腐败的讨论、解读和观察倒是没有要停歇的迹象。中纪委研究室在中纪委官网，连续发布对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的系列解读。除了一直在强调和重申的“既打苍蝇也打老虎”、“一抓到底绝不姑息”等反腐决心，反腐败的体制障碍和机制缺陷也日渐进入决策层视野。正如中纪委研究室文章所言，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
“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这一提法的出现，或是基于对近些年诸多贪腐案件的现象总结，用语虽略显克制，但也点出了目前腐败问题的关键所在。与不断刷新的贪腐案件涉案金额、陆续披露的惊人细节相比，反腐败工作需要着力回答和破解的，不仅是澄清吏治的决心，更应有对腐败现象背后原因的深入反省。
从个案出发的观察视角中，权力越是集中的领域，滋生贪腐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最主要的表现可能便在于所谓主要领导干部的“大权独揽”。在过去的工作思路中，不乏对权力集中于主要领导者的迷信，认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提高效率，却刻意忽略掉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巨大风险。高效率的乾纲独断背后，是施政决策得不到有效监督、缺乏民主化研判的高风险，在微观层面同时也让领导干部承担过多的权力责任，置身于“谁在位子上都难以抵挡”的无监督环境。
主要领导干部往往身兼诸多权力使命，一把手是否亲自出席、是否兼任具体事务的领导职务，甚至成为衡量政府对某项工作重视程度的惯性指标。一方面，据说是“一把手”负责更利于工作推进，但另一方面却也为“一把手”将手伸向越来越多的具体领域提供制度便利。而事实上，所谓“一把手”负责更利于工作推进的现象，也恰恰说明了诸多细化执行制度乃至法定的政府职能配属正处于常态失效的状况。
适当分解权力者手中的权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以权力制衡权力”的制度理想，此种设计的最大意义在于激活制度化的监督，这也正是制度化的预防腐败要远比个案式的贪腐查处更着眼于长远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还要注意权力分解之后的权力监督问题，并不是说只要将权力分解到不同的机构和个人之后，便必然能够实现权力的监督与制衡目标。实质意义的权力监督，应当是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来源问题之后所建立的权力运行状态。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不仅在于防范其对具体事务(尤其是具体利益)的干涉与染指，还要提防主要领导通过掌握主要权力(尤其是干部推荐、任免权)的方式来实现对其他权力与权力者的实质性影响。分解主要领导干部权力，同时也要分解利益集团对于权力本身的垄断，尽管后者可能以多人执掌的方式显现。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重申，执政党对腐败问题持零容忍态度，强调对反腐败的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这与此前一些舆论观点中存在的所谓“适度腐败”说法显然有非常大的区别。即便是在这个农历马年，腐败依然无法马上得到根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以及民众，有义务对腐败问题做丝毫的迁就。将绝对权力予以制度化分解，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有效的监督与制衡，这不仅是中国人在农历马年的心愿，也着实承载了许多人对其“马上见效”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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