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索契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责任重于泰山，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兢兢业业，夙夜在公，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各级干部如何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十分重要，把群众摆得高，把自己摆得低，才能够把群众路线深化到日常工作中，才能够取得群众的信任、支持。前外长李肇星对于官民关系特别是“父母官”的说法也有精辟的发言，在他的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读者交流会上，他这样说：“我特别反感一些人把县级以上的干部称作父母官。我走了世界183个国家深刻地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才是我们所有人的衣食父母。”
父母官是什么？这其中有一个历史的演变。《礼记·大学》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梁惠王上》则说：“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在这些先秦文献中，“父母”泛指统治者。“父母”收窄成地方官大抵是汉代的事了。《汉书·循史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其治视民如子”，“好为民兴利”，“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于是“吏民亲爱信臣”，尊他为“召父”；到了东汉武帝刘秀年间，南阳又出了一名杰出的太守杜诗，《后汉书·杜诗传》载，杜诗爱民如子，善用计谋，严惩不法，减徭轻赋，兴修水利，“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而见功多，百姓便之。”老百姓于是拿杜诗与召信臣对比，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从这时开始，“父母”为地方官的含义开始流传，并逐渐演绎成了州县官的代称之一。再往后，父母官又常常被指为家乡的官员。
以历史上的逻辑观之，父母官无疑是充满着褒义的，是对爱民如子类型的优秀地方官员的褒奖。然而，到了近现代，父母官的逻辑却发生了那么一些变化，从“召父杜母”的神坛上逐渐往下退，变成了州县级官员的代称，甚至于在某些地方还有了“高高在上的父母官”之说。什么叫高高在上的父母官？多半是个别地方官员位置坐歪了，对父母官的逻辑认识不清，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百姓的位置之上，把自己的利益摆在了百姓的利益之前，把为人民服务当成了为人民币服务，即使有时为百姓做了点工作份内的好事，也居功自傲、沾沾自喜，视己功比天高，浑然不知一切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
李肇星先生反感把县级以上干部称作父母官，或许便是对这种错位型“父母官”逻辑的反对。其实，伴随着时代的变迁，父母官的逻辑在当今社会主义时期确实已经发生了变化。“爱民如子”毕竟是居高临下的逻辑，只有把人民摆得更高一点，“待民如父母”才符合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的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就是要求在新的时期必须进一步厘清干群关系，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前面，知群众疾苦，听群众意见，重民间表达。对照这些要求，“父母官”的传统逻辑显然需要一场现代性转型。
“老百姓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把封建社会“父母官”的传统逻辑改一改，从此官员做出点成绩也不再需要百姓视之为“召父杜母”，而是合格履职的表现，才为正理。官员本身也应当有危机感、有使命感，须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只有干出成绩、契合民望，只有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才能够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与支持，才有利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改动一下“父母官”的说法，看似不大，实则关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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