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每逢全国两会，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都备受外界关注，有时在会场外甚至被媒体包围得寸步难行。其实，不仅是毛新宇，“红色后代”在两会上还有很多。他们是一群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人，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却普遍低调随和、认真履职。2014年，中国改革再次走到关键节点，记者采访了三位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也是“红色后代”，听他们聊聊家风、改革与自己今年的提案。
周秉建印象中的伯父周恩来，对待属下子女非常和蔼可亲，对待晚辈也十分关爱，但这种关爱更多体现在严格要求上，嘱咐他们不能搞任何特殊化。“伯父曾经对我们说，‘要把你们像小土豆一样放到群众中去’。”
周秉建是周恩来胞弟周同宇之女。1968年8月，她初中毕业后，从北京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在此之前，一直在北京生活的周秉建会经常到伯父家串门。因为伯父周恩来的工作非常繁忙，印象中和伯父交流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内蒙古牧区插队期间回北京，吃饭时伯父常会问起牧区的生产生活情况。
“伯父对待至亲的六个侄儿侄女，都像自己孩子一样，要求非常严格。”周秉建回忆说，上学时他们在学校填表格，都不会把伯父的名字写上。哥哥姐姐在郊区上学，都是公交车往返，从来没有派车接送过，周家子女上学的原则是“考什么分，上什么学”，没有特殊化，该下乡下乡，该工作工作。她和哥哥周秉和先后响应国家号召到内蒙古和陕北插队，伯父在繁重的国务工作中，专门抽出时间为他们践行，再以后，六个兄弟姊妹都从事着非常平凡的工作。
“伯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倡导晚婚晚育，说不要生太多儿女给国家添负担。”周秉建说，自己结婚很晚，也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从小就很独立，大学毕业后和同伴一起创业，现在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作为妇联界的政协委员，周秉建今年带来了多份提案。她提出加强妇幼保健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同时还呼吁中国应降低剖宫产率。
谈到国家的改革，周秉建认为，国家就是个大家庭，家里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企业家等不同的成员，也要重视家风建设。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加强公职人员反腐败问题讲得很具体，但在谈到对军队建设的要求中，虽然提到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建设，但没有明确提到反腐败，应该提出明确的要求，“军队是国家的武装力量，也是人民子弟兵，不是世外桃源。”周秉建说，军队腐败会破坏国家的“家风”，更应引起重视，对于军队的反腐败应该更加严厉。
“忠诚，厚道，勤奋，努力”，从小就在爷爷朱德身边生活的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对爷爷的品德，他耳濡目染。朱和平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终生的，这八个字就是朱家的家风，贯穿其中的是一个德字”。
朱和平说，朱家祖祖代代都是农民，到爷爷这一代是晚清时期，已经成为了佃农，也就是完全的“打工族”，十分穷苦。爷爷曾写过一篇文章写到，即便如此，他的母亲还能省下一点粮食去救济人，家人非常善良。
朱和平说，爷爷出生在这么穷困的家庭里，上学开始就身无分文，一个“打工族”在30岁时就当上了少将，“他就是农民工成才的榜样”。而在高官厚禄的情况下，抛弃一切，投身共产党，更需要极强的理想信念与意志品格。
应杂志的约稿，朱和平已经完成了一篇8千字的文章专门谈论家风，两会后将公开发表。他透露，文章中除了讲到爷爷的理想信念，也会谈到爷爷怎么处理爱与憎、贫与富、情与爱、亲情与友情等等。
朱和平坦言，当伟人后代压力大。“作为伟人的后代，百姓对你的要求就会很高。”因为他们对伟人很崇拜，特别是对开国元勋。“不管走到哪里，人们很自然就会将朱德和我联系在一起，从我的一言一行中看看有没有朱德元帅身上的影子。”
朱和平说，还有一些老同志，他们现在见不到这些伟人了，见到他们的后人，就会把对伟人的思想感情转移到后人身上，提出很高要求。伟人后代在各方面，包括举止言谈，都要尽量做得好一些。
身为教育界别的委员，朱和平更关心教育领域的改革。他认为，我国有1.4万多所职业院校，每年招生1千多万人，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
朱和平说，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问题是劳动者的素质。正因为如此，国家正在研究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他个人认为，职业教育加上体系两个字，就不只是职业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要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上下衔接，和工厂、企业相连接，将职业教育融入到整个经济发展中去。
在政协对外友好届小组讨论时，周幼马委员一直坐不住，拿着相机不时给发言的委员拍照。虽已年过七旬，却像个老小孩儿。这也许与他身体里一半的美国血统有关，生性乐观好动。
周幼马是生在延安窑洞里的第一个外国友人的子女，父亲是则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他的父亲就是救治过数万红军与抗日战士、在延安给毛主席看过病的马海德，后来更被认为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1936年，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那位记者叫斯诺，那位医生就是马海德。提起自己的家风，周幼马觉得，父亲留给他最大的影响就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有困难的人。
周幼马说起话来既有美国人的幽默，又有北京人的俏皮。他对北京晨报记者这样形容自己的父亲和家风：“他是很特殊的一种人，全世界里都算新鲜。他的家风是什么，就是一生为中国的穷人、困难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去做事。”
周幼马说，“解放以后，父亲身边的人都是领导人，按说该享福了。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医生，他不愿在一个机关里当官。他又出去看病，救助麻风病人。”他说，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做帮助麻风病人的事情，成立了马海德基金会。“现在我母亲跑不动了，我就要帮母亲去做这件事。”
周幼马认为，中国科学家首创的高等植物染色体杂交技术，可能是新一轮绿色革命的起点。“这种技术将使我国多一种更加安全、高产、营养的粮食安全保障手段。”
周幼马说，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是国家稳定的头等大事；实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才是粮食安全的根本保证。他说，要依靠我国仅有的18亿亩耕地养活13亿人口，科技进步是重要途径之一。在改造植物手段方面，除了目前争论较大的转基因技术以外，就是以杂交稻和杂交玉米等为代表的有性杂交育种了。 （记者 韩娜聽王歧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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