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仍不健全是委员们讨论的焦点。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一项调查，我国人均体育占有用地面积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我国人均体育占有用地不到1.1平方米，即使是水平较高的北京，也只有1.6平方米。
“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要站262人，原地跳绳够，趴下做俯卧撑就不行了。”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敬民幽默地说。他认为，当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是增量调整的机遇，应从政府规划入手，完善公共体育服务设施规划，在土地招投标过程中落实文化体育设施、公共设施用地，同时要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帮扶力度、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程。
李国平委员则建议构建以运动促进健康为主体的全民科学健身公共服务指导体系。“目前，我国的公共健康服务还主要停留在医学体检和疾病防治的层面，运动促进健康的理念和方法还没有真正深入百姓生活，这与我国近年来慢性病高发和发病年龄提前的趋势直接相关。”
李国平说，作为新型的全民科学健身公共服务指导体系，目的是引导国民逐步养成终身运动锻炼的习惯。关于资金的来源，他建议可以推广苏州、常州等地的做法，居民使用个人医保账户余额就可以购买健身服务。
“政府关于全民健身的财政投入有多少？如何分配？应该进一步公开透明。”曾钫委员说，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政府购买服务不妨引进招投标模式，不仅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还能让人明白政府的钱花在了何处。刘凯华委员则呼吁把全民健身的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制定考核细则。
杨桦委员引用一些社会上的称谓如“小胖墩”“骨脆脆”“豆芽菜”“眼镜王”等指出，青少年体制之弱，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
“体育应成为学校的主课，现在大部分学校校服都是运动服，但不是每个学校都很重视运动。”白岩松委员的发言保持了他的主持风格，他呼吁借鉴国外经验，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建大场馆上，应多建免费、小型、多用途的体育设施。
他还建议应尽快推广校园安全保险。“学校因为怕学生受伤，自己吃官司，把木马、单杠、双杠、足球等项目全部取消了。应该用购买保险的方式，解决学校这个顾虑，给学生更多元的选择。”
学校的体育课引发政协委员的讨论兴趣，刘凯华委员鲜明地提出，应确保学生在校期间每天有1个小时体育活动。陈立人委员则举手抢着发言：“应重视从小学到大学体育课程的研究设计，根据青少年发展特点，结合学校实际，优化体育课的组织形式、教学要求和评价体系。比如，注重田径、游泳、体操和球类等基础项目的开展，加快武术、跆拳道、卡巴迪等能够激发学生热情的民族通用项目进校园和课堂。”
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常委长年关注此话题，他提示一个问题：“我们的学校不管多大，往往只建一个运动场，跟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他建议应加强学校体育设施建设标准化，同时，严格控制低龄儿童的文化课程。“孩子们应该更多地在阳光下、草地上奔跑。”
“美国的体育产业产值约6000亿美金，其中1/3来自健身服务业，而我们的体育产业产值80%来自体育用品业，体育服务业贡献率较低。”马继龙委员说。
他认为，体育服务业成本高、门槛高是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他建议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比如信贷、税收、金融等等来鼓励支持体育产业特别是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撬动民间资本，弥补政府投资不足。
“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资源需要开发，就是体育社会组织。”杨静之委员说，政府包打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体育社会组织应尽快实现管办分离，各类协会组织充分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
上海东方篮球俱乐部董事长姚明委员则建议，逐步取消对部分体育赛事的审批，代以赛事备案以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让市场主体自由投资，激活体育市场。
刘翔委员则强调了社会舆论的力量：“我在美国康复治疗时，发现美国大量报道学校体育乃至社区体育赛事。报道一个孩子，看报纸的可能就是孩子一家人。”（刘维涛 景晓 王雪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