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是民间公益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今年4月17日,关注全球问题的"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颁奖典礼在英国牛津举行,来自中国的马军成为四位获奖者之一,他也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20年前就关注环保,已形成一个坚定的认识,那就是,污染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参与的前提是信息公开。(4月22日新京报)
马军的获奖,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其创立的蔚蓝地图APP,在公益事业极为发达的国外,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国内更具有破天荒的价值。自然,其面临的阻力与压力也不难想像,并因此凸显其成绩的不易和作用的巨大。"污染地图"获得关注全球问题的"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是国际社会对其做法的首肯,对其贡献的赞赏,也是对其行为的鼓励,并因此传递出共同保护环境的共识。
体验蔚蓝地图APP之后不难发现,其翔实的信息量,鲜明的视觉冲击,给人带来了极强的震撼感。不过,相比于之前各种民间制作的信息图,蔚蓝地图APP更有动态感和实用性,也更体系化、科学化和常态化。APP用户可以据此对全国污染现状有直观的了解,并由此产生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旦民间的力量转化为一种共识和行动,对于公共管理机构和公权力也是一种有力的促进。
满足了知情权,才能为监督权创造条件。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离不开社会的全面参与,更需要以社会共治作为基础。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个强大的社会共治环境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也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强大力量。一方面,社会问题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和付出,并具有利他主义的基本情怀。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或者低碳生活,需要"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另一方面,实现社会共治需要以社会力量作为支撑。现实中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在很多人眼中,外国友人似乎更"爱管闲事"并"极爱较真",他们见到违反公序良俗的现象,总会想方设法进行制止或者干预。曾有旅居于外的人撰文说,自己在美国教育孩子时,如果声音过大,邻居就会出来干预,如果自己不改变态度,对方就会毫不犹豫选择报警。这种处理方式,跟国内把其当成家务事,"事不关己"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国外,环境污染问题之所以能得到改善,企业污染行为能得到遏制,公共管理机构不敢把污染企业视为"衣食父母",就在于极强的社会责任心之下,公众充分履行了自己的监督权,一旦发现了违法犯罪的行为,公众就会坚决采取各种抵制和维权行为,或者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共同参与去治理和解决违法犯罪行为。自然,在这样的环境下,违法犯罪者将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而失职渎职也将面临道德与法律的双重风险。
反观国内,在消费维权上的意识还不够强,据调查,消费纠纷虽逐年攀升,但八成以上由职业打假人发起。如果没发生大的人财损伤,多数消费者选择吃"哑巴亏"。在这样的现实之下,马军的行为就更值得尊重,其团队精心制作的"污染地图"就难能可贵。假若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以微博之力和弱小之躯主动关心、参与社会事业之,才能促进民间力量的不断壮大,社会共治的环境和氛围才能成熟。总之,"污染地图"获奖是对社会共治的激励,也是以如何优化社会治理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