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口供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除思维导图

青衣衫

2023-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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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

起诉

阶段

刑法

刑事辩护代理

审查起诉阶段

核心内容：新的诉讼法实行后，如何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严格执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通过排除非法口供，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规范侦查机关取证行为，同时避免庭审中的被动。对非法口供怎样做到认定呢？树图网小编下文与您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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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一、非法口供的认定

对于什么是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应仅限于采用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非法手段获取的有罪供述。第二种观点认为，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口供，也应当予以排除。第三种观点认为，只要被告人当庭翻供，其庭前有罪供述就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笔者认为，无论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是一致的，因此，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可以综合审判实践，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来准确判定，即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且不得作为起诉决定依据的口供，应当限于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情况下，违背其意愿的供述，或者是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的供述。此种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之所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系因侦查人员取证行为本身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其所得证据无论内容真假，均丧失证据能力，需要予以绝对排除。

而采用威胁、引诱、欺骗性方法得到的口供，是否作为非法证据予以绝对排除，有观点认为威胁、引诱、欺骗取证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较为赞同。在国外，许多国家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也采取容忍的态度，只有极少数的威胁、引诱或者欺骗取证行为被法律所禁止。因为，侦查的过程不可避免伴随着技巧和谋略，使用尚未达到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威胁、引诱或者欺骗，犯罪嫌疑人仍然具有是否供述的主动性、自主性，此时获得的口供不能当然予以排除，需要进一步以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为依据进行审查判定。

对于犯罪嫌疑人在未受到刑讯逼供情况下，作出的虚假供述或者推翻以前的有罪供述，更多影响的是其证明力问题。即使因涉及对证据能力的质疑，而排除对相关口供证据的采信，但这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实践中存在的将证据的不合法性或者证明力的削弱等同于非法证据的认识应予以纠正。

二、检察官在排除非法口供中的角色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在对口供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中扮演何种角色，实践中有不同认识。有人主张，相对于审判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法庭调查，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一种体现其监督职能的前置排除。也有人认为，非法证据排除是一场程序合法性之诉或叫司法审查之诉，犯罪嫌疑人成了原告，而侦查人员变为被告，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口供排除，赋予担负审查起诉职责的检察官以司法审查之责任。也有观点认为，审查起诉部门扮演“审判之前的法官”，不仅忽略了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责分工，还会妨碍追诉目的的实现，影响犯罪控制的效果。

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任务是通过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对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需履行依法追诉犯罪职责，承担客观公正义务，实施法律监督职权，是多重角色的融合。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站在客观公正之立场，对证据进行准司法化审查并排除非法口供，是对上述角色的准确诠释，既能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能规制、引导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还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庭审时口供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而使得公诉证据体系削弱、庭审公诉困难等不必要的问题，对公诉造成不利甚至是无可挽回的影响。

三、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启动

依职权启动。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八条规定，在审查起诉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非法口供，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起公诉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及时进行调查核实。据此可知，承担审查起诉职责的检察官，在对案件证据进行审查过程中，有责任和义务主动启动程序排除非法证据。如果认为或者发现讯问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犯罪嫌疑人对讯问活动合法性提出异议或者翻供等情况，应当立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依申请启动。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报案、控告、举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履行审查起诉职责的检察官应当依法受理并进行审查。对口供收集的合法性存在疑问的，报经批准后，应当及时启动调查核实程序。审查起诉部门在收案后宣告权利、听取辩护人意见时，应当同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材料。

对于启动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申请，实践中有辩护人认为过早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容易使检察机关提前补充、完善合法证据，从而不利于进行无罪辩护。笔者认为，辩护人的职责在于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罪辩护不是其唯一追求。庭审中的证据突袭，往往导致延期审理、补充调查等诉讼拖延，反而损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又无法阻碍检察机关的补正、补查及指控犯罪工作，因为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公诉人不能当庭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审理。

四、对非法口供的审查

审查方式。无论依职权还是依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承办检察人员均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对口供的合法与否进行调查核实：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看守所工作日志、管教谈话记录等书面材料，调取讯问时的录音录像、羁押场所监控视频；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在场人员、证人、办案人员；听取辩护人、鉴定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要求侦查机关对讯问的合法性进行书面说明。检察机关应当根据线索的不同特点和所选择的不同调查路径，选取相应的调查方法和策略，同时注意避免负面影响。

审查时限。承办检察官应当在受案后立即开展对证据的审查核实工作，对于可能系非法获取的口供，应该立即进行调查。审查及调查核实应当在审查起诉三十日期限内完成，对于案情重大、复杂的，可以延长十五日。对于需要通过退回补充侦查的方式进一步对口供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核实的，应该在重新计算的审查起诉期限届满前完成。

对重复自白的审查。实践中，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卷宗中，往往有犯罪嫌疑人的多份供述或辩解，而其中有罪供述内容往往大同小异，即重复性自白。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这些重复性自白，其中可能只有第一次讯问时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要着重查明非法口供获得的时间段、对犯罪嫌疑人心理的影响、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的延续性、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能力和精神状态等事项，为嗣后对重复自白的排除与否奠定基础。

五、非法口供审查后的处理

排除非法口供。承办检察官在审查与调查完毕后，应当制作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可以单独制作，也可以与全案审查报告一同制作且作为全案审查报告的一部分，并提出明确、具体的处理意见和建议，对拟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口供要予以详细说明。报经批准后，排除该非法证据。

但对于非法取证后的重复性自白是否一律排除，实践中做法不一。出于追究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并借鉴国外关于非法口供排除的实践做法，笔者赞同“排除重复性自白一般应限于同一取证主体，变更管辖后的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合法取得的重复性自白仍具有证据能力”的主张。

完善重构证据体系。对侦查阶段非法获取的口供的排除具有绝对性，因而造成的证据缺失应该积极通过依法补侦、补正的方式收集其他证据予以弥补。加大根据口供线索而收集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的工作力度，依照法定程序和形式重新收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此时对口供的重新收集应更加慎重。正当的途径是由承办检察人员而非侦查人员担当重新取证的主体，在中立、不具有权力压迫性地点，按照合法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取证。⑺同时还应把握好对瑕疵证据的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调取关联证据替代被排除的证据，完善和重构指控犯罪证据体系。

做好庭审准备。排除非法证据并对证据体系完善、重构后，如果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应该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如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提起公诉条件，应依法及时起诉，同时将被排除的非法证据移送受案法院。承办检察官应做好跟进工作，对于被告人在开庭审理前向法院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通过庭前会议、证人出庭等积极应对；对于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履行对法庭的诉讼监督职权。

六、非法口供的监督与预防

启动诉讼监督程序。对于确有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形，如果认为非法取证行为已经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将有关线索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立案侦查。对于违法取证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应该向违法取证人员所在侦查机关或其上级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违法意见书，并对侦查机关强化管理、依法履职，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等事项提出检察建议或意见。对于移送后的立案情况、纠正违法文书的整改情况、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审查起诉部门检察官应及时予以跟进，监督有关部门或人员是否落实。

强化公诉引导侦查。通过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旁听庭审、无罪与发回重审案件通报等相关措施，准确执行修改后刑诉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扭转侦查机关重破案、轻取证的观念，推动侦查理念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转变。通过非法证据排除典型案例研讨等具体方式，强化证据收集、固定意识。通过公诉介入、引导侦查等方式，对重大复杂案件及时引导取证方向，明确取证要求，为杜绝非法取证行为创造良好的助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