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11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之前，媒体广泛报道了全国很多地方“撤村并居”，农民因此“被上楼”的现象，对此的解读是地方政府的实际意图在于“圈地”，农民的利益实际上被严重损害了，各位如何看？
贺雪峰：“撤村并居”实在要不得。农业生产需要在离耕地不远的地方进行，农业生产需要场所。农民房前屋后的空地，种植蔬菜瓜果，喂猪养鸡，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现在“被上楼”了，农业生产不方便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没有了，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了。这显然对农民不利。最重要的是，目前的“撤村并居”，根本就不是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撤村并居”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但是，难道中国今天缺少耕地到了非得打农民宅基地主意的程度？非得将九亿农民弄到生产不方便、生活无着落的程度？
盛广耀：“撤村并居”是解决农村居民点基础设施不足、改变农村面貌的一种方式，但现在存在一些问题，应当规范。“撤村并居”不能脱离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是否搞“撤村并居”，关键还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
李昌平：城市土地和房价越来越贵，农民工市民化越来越难。怎么办？第一，农村必须重新规划，村庄建设用地必须整理，农民必须相对集中居住，要通过集中居住节约出1亿—2亿亩土地；第二，必须把村庄整理和农民集中居住后节约出来的土地变现，土地“农转非”后获得“用地指标”，让“用地指标”实现市场化交易，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
从大处着眼，“撤村并居”是方向，是大好事。但假如政府不是帮助农民把好事做好，而是为了发农民的土地财做这个好事，好事可能会做成坏事。保证基层政府不变成“企业”，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要靠中央政府改变财政体制、干部考核制度，并将官本位政府体制转变为民本政府体制。如果说这个做不来，对不起，基层政府侵犯农民土地之风只会越演越烈。
中国经济时报：很多人说，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太急功近利，甚至有100多个城市扬言要建国际大都市，在这样的背景下，违背农民意愿的“土地换保障”、“撤村并居”等类似做法可能会越演越烈，但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严重后果却考虑不足。这样的担心有必要吗？
盛广耀：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建设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重视速度、规模和城市形象，而忽视质量、内涵和社会问题。而追求城市建设的速度、规模，土地问题是绕不开的，现在征地、拆迁问题，多数是地方政府希望减少征地费用、降低建设成本所致。如果“土地换社保”被作为低成本剥夺农民土地收益的一种途径，不用说是极不公平的，搞不好，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
林永生：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如何实现现代化一直存在两种基本的看法：一是通过迅速城市化，减少和“消灭”农民就可以了；二是依靠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力促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基本循着上个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办法。现在看来，单独走以上两条中的任何一条道路，可能都行不通：在城乡诸多领域二元体制仍未改变的情况下，加速城市化只能是伪城市化，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农业现代化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主要特征的，必然引致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由于信贷约束、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配套能力弱、企业和市场规模小等原因，难以在短期内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样，就必须向城市转移。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将“城市化”的提法改为“城镇化”，我想，其隐含的政策取向就是，新农村建设、乡村小城镇发展与城市化同步，避免城市化的盲目扩张，分层推进“有序城市化”。
贺雪峰：中国之大，容纳几个国际大都市是不存在问题的，问题就在于每个城市都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地方政府往往都是满打满算，希望当地在最短时间发展起来，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环境来看，大多数地方政府的愿望又是不现实的。满打满算的坏处是，一旦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财力跟不上，进城农民无法获得体面的生存条件，那将导致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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