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制度设计，政府是作为中间人，由拆迁人即开发商向政府申请拆迁许可，获批后由开发商实施拆迁。而成为拆迁主体的开发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尽可能压缩拆迁补偿，加快拆迁进度，致使部分地区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而按新条例，政府今后将被推至前台，开发商、拆迁公司则不能再参与搬迁。
拆迁许可证淡出舞台，并非说强拆就不存在了。有时强制拆迁是必须的，但前提是为了公共利益，且由人民法院来制约和监督政府，以维持博弈的平衡。也就是说，以后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要强拆必须先向人民法院申请。理论上，人民法院既非利益主体，相对超脱独立，执行程序应该更公正。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公共利益的界定。在土地财政当家的情况下，政府能否真正维护公共利益，取决于其能否超越自身利益。如果政府陷于自身利益无法自拔，公共利益只能是镜花水月。二是，司法是否独立，人民法院能否不受行政掣肘。而这一点，现实可能不容太过乐观。
如果说非法强拆乃至暴力拆迁事件，是一座阴森恐怖的大殿，那“行政强拆”就是支撑它的大梁，同时又是一根扎人的刺。如何拆掉这根梁，拔除这根刺，除了理论上的人民法院制衡，司法独立外，民众监督也必不可少。
那些披着“公共利益马甲”的强拆，也总是难逃民众的火眼金睛。因为对公共利益最有发言权的是公众。我们要让利益各方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通过民主辩论，形成共识。然后按照社会福利、整体收益最大化原则，或者说按照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原则，作出的决策才不偏离公共利益原则。
纷繁的利益格局、多元的利益诉求，可能让执政者出现行政理性的迷失。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最优的办法就是对权力的分化和约束。尊重公民权益，应体现为一套公民与政府平等主张权利的制度设计。希望新拆迁条例，能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平等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