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浦区河间路南块动拆迁试验基地，律师作为第三方深度介入，义务为动迁居民提供法律服务，在上海属首创。如果剩下的最后3户人家同意签约，这个基地将没有一户人家被强迁。
66岁的陈月华是一名退休教师，在平凉路1751弄5号已经度过了63个春秋，因为阁楼的争议成为“钉子户”中的一员。
河间路地块按照上海市政府2009年2月颁布的第4号文件精神，采用“数砖头”即算面积，而不是“算人头”的方法来计算动迁安置结果。
按有关政策，动迁居民的住房要同时满足“租赁卡有的记载、用于居住、收取租金”3个条件，才能换算面积，而陈月华家的阁楼在租赁卡上既无记载也未缴纳租金，因此动迁公司认定她家的阁楼不能计算在内。
5月17日晚上10时许，律师张善美走进了陈月华的家门。她得知陈月华并非承租人，原承租人已过世。她与其弟是同住人，按规定如签约，需双方签字。而其弟居住在外，无法联系，这样将不能在5月17日这最后的期限内达成协议，并会失去约15万元的奖励费。为此张律师告知动迁公司陈月华的真实情况及理由后，在征得陈月华的同意下，立即帮她书写了延期签约申请书，既保证拿到动迁的全奖，又有时间找到其弟及请律师对争议部分进行调查取证。
经过多方调查，张善美找到3个对陈月华非常有利的证据：第一，她家的阁楼确为1945年搭建;第二，1981年房屋普查时，租赁卡上有这间阁楼的记载，并写明面积是22.7平方米，层高2米，产权归承租人所有;第三，因为这间阁楼的存在，陈月华家原8个同住人无一人享受过福利分房待遇。
但是，有了这3个证据，陈月华的阁楼依然得不到认可。7月3日，一纸裁决书送到她的手中，强迁即将来临。7月9日晚上，张善美再次找到陈月华，劝她把无争议部分先保住，对有争议部分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陈月华深感律师为其着想，既让自己保住了奖励费，又能保住诉权，便在张善美陪同下决定前去动迁公司签约。张善美同时还要求动迁公司对其争议的部分请公证处做证据保全。签完合同，已是凌晨1时。
陈月华感激地说：“我连上访信都写好了，要不是张律师，我只有到有关部门去上访了。”
“我当初连死都想到了，没想到能这样圆满解决。”提到解决方案，高来娣乐不可支。
57岁的高来娣是陈月华的邻居，住在平凉路1751弄11号。20多年前测量房屋面积时，后楼一间房屋被漏算了，因此她和家人一直不肯搬迁。“我房产证上是18.6平方米，别人家同样结构的有二十多个平方米。”高来娣一直不相信当初测量的面积，多次要求重新测量未果。
5月17日晚上9时许，律师马永健和刘响文到访，却被高来娣回绝了。但他俩依旧多次登门了解情况、商议办法，常常在凌晨时分伴着星月离开。高来娣心中的疑虑逐渐被他们的热情融化。
由于错过了全奖期，高来娣不能获得15万元的奖金。张善美得知高来娣的诉求后，对她说，你对动迁方案是认可的，仅仅是对面积认定上有异议，可向动迁公司提出申请重新测量。随后她又找到经办人员，要求重新为高来娣家测量面积。
7月23日，大桥物业有限公司上门重新测量，测量结果显示，房屋实测面积比原来多了3.39平方米。这样一来，高来娣不仅多拿了45900元的补偿款，还讨回了15万元的奖励费。高来娣的丈夫是植物人，律师们还帮她申请到5万元的特困补助。
“我们觉得动迁组按照法律政策办事没有错，老百姓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也没有错，双方产生矛盾时就需要中间渠道来协调。”张善美说。如果由动迁公司请律师，老百姓可能会不信任，他们希望请的律师最好与动迁双方都没有利益关系。
5月9日，张善美等8名律师以非拆迁方和被拆迁方的第三方身份深度介入动迁，义务为动迁居民提供法律服务，在上海属首创。他们的工作范围从在动迁基地旁“摆台”集中咨询到入户了解情况、调查取证和写意见书与尽职调查报告，介入程度深，效果明显。
“在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律师为拆迁方和被拆迁方出具法律意见书，也没有为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对一户居民的所有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张善美说。而一份法律意见书，能给双方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自他们介入以来，已有七八户可能被强迁的人家顺利搬迁。截至5月17日，河间路南块基地实现91%的签约率。杨浦区房屋管理局副局长、住房保障中心主任吴岩说：“以后其他地块动迁，一定让律师提前介入。”
目前，河间路南块动迁基地只剩下3户人家还没签约。“希望没有一户人家被强迁，这是我们所有律师所期望的。”张善美说。
律师志愿者团队介入动迁能否持久?张善美认为，律师的经济利益是个现实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购买律师服务，使律师以第三方的身份监督成为上海动拆迁工程中的“规定动作”。
“以前律师参与动迁有两种形式。”张善美介绍，一是律师“坐堂问诊”，各区抽出10-20个律师，由区司法局组织律师志愿团，在指定地点接受咨询，律师不会跟踪下去帮助交涉、调查。律师志愿团从2002年开始出现，效果并不好;另一种方式是信访，各个区抽律师到区信访办，陪着区领导信访接待，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效果也不明显。
“再后来，就在后期化解动迁矛盾时找律师参加，政府委托一个律师事务所，律师调查取证后，给信访办一个解决方案，这是一种相对较好的方式。”张善美说。也有动迁公司从动迁伊始便请律师介入，但只是“浅层介入”，只管宣传、咨询，并不真正帮老百姓调查取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