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是刑事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一项权利，刑事被告人既可以自己辩护，也有权聘请辩护人为其辩护。刑事辩护律师认为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随着其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的扩大而日渐突出，辩护人不仅可以在刑事审判中为刑事被告人辩护，而且可以在起诉阶段、甚至于可以在侦查阶段为刑事被
告人提供法律帮助。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范围的不断扩大，曾被人们认为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取得“里程碑”性质的进步的重要原因。
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范围的不断扩大，对于强化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辩护律师觉得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范围的扩大，并不能完整地说明刑事辩护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变化，因为，除了参与范围的扩大，刑事辩护人的责任的变化，也是辩护制度的一种不应忽视的重要发展。
在传统的辩护理论和辩护实践中，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
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这种解释，刑事辩护只是实体性质的，即仅仅是指针对有关刑事实体问题所进行的辩驳、辩解性的活动。不论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还是提出意见，刑事辩护均只是围绕着刑事实体法律问题进行的。然而，除了这种实体性质的刑事辩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刑事辩护，即程序性刑事辩护。刑事辩护律师认为所谓程序性刑事辩护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未依法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等，从程序方面进行辩护的方法。
显然，程序性辩护应是一种典型的刑事辩护方法。但根据以往对刑事辩护的解释，这类依据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进行的辩护，一般不予认可。刑事诉讼法对辩护所规定的只是“根据事实和法律”，虽然并未明确排除程序性的事实和法律，然而，人们对此均理解为，这里所谓的“事实”，是指刑事案件中的有关事实、证据;而“法律”则仅是指刑事实体法律。司法实践也表明了对这种理解的认可。因此，程序性辩护目前尚只是一种在司法实践中基本无效的辩护方法。
之所以应将程序性辩护作为一种典型的刑事辩护方法，主要是因为：
首先，程序性辩护是刑事辩护存在的更广泛基础。事实表明，实体辩护若要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产生影响，是以侦查、司法机关在刑事实体问题上确实存在错误为前提的。然而，这种前提的广泛存在却并非现实。司法实践中，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实体问题上发生错误，对无罪之人或其他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之人进行刑事追究的情况，虽然时有发生，但并非普遍存在。因此，单一的实体性辩护方式，有使刑事辩护的广泛存在受到怀疑的危险。在只重视实体性辩护的前提下，人们往往是从防止可能出现的实体性错误来强调辩护的重要性。然而，以预防、纠正现实中“可能”出现但并非普遍存在的实体错误，作为刑事辩护广泛存在的必要性的基础，终究给人以基础不够扎实的感觉，辩护的重要性因此极易受到怀疑。在公安、司法机关认为案件并不存在实体性错误的时候（这是实践中的常例），辩护就不可能再受到重视。即使是辩护律师，在认为案件中不存在实体性错误的时候，虽然存在着公安、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也往往会感到辩护的必要性十分可疑。因此，增加程序性辩护这种方式，使辩护不仅可以针对案件中有利于被告人的实体性质的事实和法律，而且可以针对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将使刑事辩护的广泛存在有了更为扎实的基础。
其次，程序性辩护的存在，有助于规范侦查、司法部门的行为，预防、遏制、减少其违反诉讼规则的现象。司法实践表明，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主体往往是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虽然我国的有关法律对此作了严格禁止的规定，并设置了其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以防止、纠正违反诉讼规则的现象，但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并非罕见。这与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难以被揭露或被揭露后难以受到重视，有着密切关系。被告方利用程序性辩护方法，不仅可以更充分地揭露程序违法现象，而且可以更迫切要求予以纠正。
再次，程序性辩护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刑事诉讼程序的地位，维护诉讼程序的尊严。诉讼程序的尊严有赖于人们对其的尊重和遵守。程序性刑事辩护的存在，使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现象成为刑事辩护的对象，对于促进人们重视并遵守诉讼程序，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与刑事实体性辩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辩护，刑事程序性辩护对于“重实体、轻程序”现象和观念的纠正，对于实现刑事程序所应有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职权机关的行为等价值，具有直接的、积极的意义。
刑事辩护律师的总结：当然，程序性刑事辩护方法在现实中虽然已被辩护方经常采用，但作用却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程序性辩护上述重要意义的实现，有赖于相关法律的完善。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对此予以充分肯定、明确保障的基础上，其一系列意义才有可能实现。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对此却尚未予以明确、充分地肯定。例如，非法证据的排除，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并不包括非法实物证据，这使针对非法收集证据行为的程序性辩护，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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