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和认为，现在的安全问题，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来考虑。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是中央领导在总结前10个“五年计划”的成败得失，在研究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时刻提出来的。这意味着什么，需要很好地来领会。10-年以前，我国的生产力是什么水平，再以前呢？ 现在是什么水平，到了2010年又将是什么水平？如果我们这些围着生产搞安全的人，思想跟不上去，就没法帮助企业搞好安全生产。生产发展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了，你作为从事安全监督、安全管理、指导安全生产的人，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视野还是局部的，这行吗？所以说“十一五”期间的安全工作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并给安全生产一个定位，指出它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最佳实践。企业是局部的，但它的生产安全问题却不是局部的
王培和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每个生产实体之间、经济组织之间相互依存，那种光从局部考虑问题的思路再也走不通了，否则代价会很大。千万不要误以为过去局部的、微观的管理，因为没发生惊天大事故，就觉得那仍然是可行的。
企业的生产安全问题，以前的确是微观的、局部的，但现在的生产企业是以能量输入的加大为特征来展现其规模，规模的扩大使潜在的危险性增大，一旦失控，就变成宏观的问题，这是企业的内因。外因呢，就是人口密度比过去大，人口因企业而集中，城市因企业而扩大，由于历史的原因处在郊外的企业，现在已被城市包围。像重庆天原化工厂就是这种状况的典型，事故一出，15万人大转移，救灾投入军队、消防队、地方政府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及医疗救护人员等，还有整个天原化工厂熟悉氯碱生产的领导几乎死光了，这些人的潜在价值，还不说对氯碱生产带来的损失，就说对家庭，这怎么算。谁还有理由说，安全问题只是单纯的生产问题，是企业内部的事。规划与安全的问题，已在企业的搬迁中悄然显现
针对危险性大的企业，它的间隔到底是多大，应在什么地方设厂，在生产区周围允不允许有其他的依附单位，王培和说：“应通过立法来解决。”
他回忆道，过去套用前苏联的，包括当时生产和使用光气的企业，在印度博帕尔事故以后，进行了修改。要求新建的企业一律相距1000米以上，这个也是参考前苏联的。前苏联地广人稀，别说现在，就是在过去，我们能跟它一样吗。印度博帕尔事故，其危害一直存在着，最近还有报道，说事故对第二代的影响相当大。我所说的立法，还包括规划，安全问题要纳入规划。在宏观上应渗透到各行各业，各种专业，否则，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建新厂要重规划，老企业搬迁，不也是建新厂吗，不重规划行吗？
搬迁只考虑有利于城市是片面的，如果搬迁造成各种危害的转移更是背伦的。我前几年到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去，有的地方政府竟然提出，你们有排污多的，或者危险性大的企业，迁到我们这来，我们欢迎，我们可以开绿灯。所以，我认为立法刻不容缓。比如老企业的外迁，就安全吗？这就是规划要考虑的，这就是规划与安全的问题。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对老企业的搬迁，应该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包括安全和环保方面的专家。北京在通县发展的是精细化工，这在北京可以，在别的地方就不行，不能都搞精细化工。在全国，一个氯碱厂没有，不可能，不能完全依赖进口。就像重庆天原，留在重庆市区太危险，迁到万县就没危害了？有危害咋办？总不能一迁了之，更不能一迁再迁。
因此，我们不能够把像重庆天原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只当作企业的问题来看。这些问题是客观的现实，表明过去我们在实践当中的不足，我们应当正视，认真地总结，应当用科学发展观来分析这些问题，并让立法充满科学精神。安监部门应设法帮企业解决安全问题
王培和认为，应当把前10个“五年计划”的安全工作很好地总结一下，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像现在的安监部门，这种“一把抓”的建制就比过去好，加之又是各级政府的直属机构，没了互相掣肘的问题。过去抓的部门多，好像都重视，实际上容易出现都抓都不抓，都抓都抓不好的局面。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确实水平太低。建议各级安监局，要充分利用这个好的建制，在内充实相应的具有行业监督职能的部门，配备能进入各行各业，懂专业又熟悉生产的专门人才，千万不要留下新的遗憾。 现在的政府是服务，服务就要服务到家，要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因为安全上的不少事情，存在于企业，企业自身又解决不了，例如重大危险源的根治或搬迁。所以政府的责任，不只是哪出事故往哪跑，也不是搞搞大检查而已，应该想方设法帮助企业解决存在的问题，否则，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回到老路上去，创新就成了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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