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起事故发生在环境保护领域。云南省有关部门日前通报了“阳宗海砷污染事件”的行政问责处理情况，全省２６名干部被问责，其中，玉溪市副市长陈志芬被劝引咎辞职。此外，造成砷污染的企业３名责任人已被批准逮捕。云南省水利厅副厅长陈坚被通报批评，玉溪市市长助理杨正祥、市环保局局长方建华等人被免职。此外，玉溪市政府已向社会作出公开道歉。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严厉地指出，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近日，国资委也发布了《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今后企业的安全生产业绩将直接与负责人的薪酬挂钩。今后，中央企业发生瞒报事故，或者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并负主要责任的，该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一律实行降级。暂行办法加大了安全生产业绩考核的力度，对降级降分处理的规定进行了细化。严格的问责制，目的就是让企业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精细管理要求自己，绷紧安全生产弦。
但是，问责并不是简单的负责。问责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事后的一种处理方式，让相关责任人和领导者为自己的失误、失职渎职付出代价。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负责，是重视安全，担当起自己手中的责任。所以，负责才是广大群众所最愿意看到的情况。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问责要落到实处，还需要一个过程。之前也发生过这些情况，一些被问责的官员在“蛰伏”一段时间后，又换了个岗位上岗，这样问责制度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也会使其他官员产生侥幸心理，认为问责的程度不过如此，也就不把安全责任放在心上了。那么，到底怎样的错误要承担怎样的责任，还需要更细化的制度来保证。如果只是简单“换岗”甚至得到提拔，那问责制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目前专家们还是审慎地认为，目前问责制的制度设计还不能说已经完善。“官员问责的法律依据已经有了，但是特别详细的规定还很缺乏”，问责体系也不完整，这些都有可能削弱问责的力度。如何让问责制发挥其真正应有的作用，有许多关键问题需要解决。在部分地区，由于缺乏一部行政程序法，行政问责存在的一些问题还尚未解决。什么情况下需要启动问责程序？接受问责的官员应该追究何种责任？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该问谁的责？等等，都需要一部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给予明确答案。
据了解，《湖南行政程序规定》受到专家和媒体热捧，它开全国先河，重点设置了责任追究制的范围和方式，使行政问责机制更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对全国问责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据悉，《规定》确保行政程序规定的有效实施，强化了对行政程序违法行为的监督，并对违法实施行政决策、行政执法和其他行政行为的机关和工作人员规定了行政问责制度，明确了责任追究范围、追究形式、追究对象以及责任追究机关。此外，还明确规定“禁止不作为和缓作为”，对这两种违法行为进行了界定，并规定了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
我们期待着，每一起事故之后，其相关责任人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和问责；我们也期待着，其他的官员能够引以为戒，切实负起对安全的责任来；我们更期待着，问责制能不断完善，能将问责制度化、透明化和普及化，贯穿到我们日常的行政管理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