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在2009年底农业部批准两款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后，你就已表示担心，民间的转基因作物的种子会面积流通。事实也正如你所预测的一样，疑似转基因水稻稻种已经在湖南、江西等地陆续发现。种现象的发生，是哪环节出了问题？这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薛达元：主要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在我国，种子不是到处可以卖的。我国有《种子法》，它一定要有品种证书才可以在市场出售。这类种子作为品种，需要经过品种认证拿到品种证书，才能出售。没有达到要求，就属于非法。现在为什么这样，主要是管理跟不上，管理体制造成的。民间对于种子的管理体制非常混乱。
早在2002年和2003年，我就分别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16775,-15.00,-0.09%)品种管理混乱。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约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这种情况容易造成其他稻种的污染，把遗传打乱。我们国家现在也颁布了相关的条例，要求在一些转基因产品上加贴标识。但说实话，在我看来，这很难控制，因为范围太大了。各个省的农民都可以自由买到转基因的种子，种植的范围大了，就不好控制。
《中国经营报》：很多报道提到，转基因水稻获批的背后受益的是那些转基因专家和他们背后的公司。事实是否如此？
薛达元：不能说科学家利益熏心，但确实很多是为利益。一些科学家本身有自己的公司和股份。从经济上，可以理解，但我相信这不是主流。
《中国经营报》：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科学界的两种声音一直交锋不断。你是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的专家。从你研究的领域判断，转基因作物的食用是否安全？
薛达元：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和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已有多次报道。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加拿大转基因油菜多年种植后，因发生基因漂移，产生了能够耐受多种除草剂的超级杂草；墨西哥农民种植的美国转基因玉米(1924,9.00,0.47%)，其花粉对当地野生玉米造成了基因污染，产生基因重组，破坏了当地野生玉米的遗传结构；此外，转基因玉米花粉能够让北美的珍稀濒危物种——君主蝶大量致死，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经营报》：对于中国主粮水稻有可能进行的商业化种植，你怎么看？
薛达元：至今国外对主粮的转基因品种一直不敢商业化生产，美国虽然批准了玉米、大豆(3846,-15.00,-0.39%)的转基因商业化生产，这些主要用于饲料和榨油，而用于主粮的转基因小麦(2281,-3.00,-0.13%)研究虽然早已成功，但是从来没有批准为商业化生产，因为小麦是西方的主粮，相当于中国的水稻。因此，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潜在风险太大，出了问题谁也担不了责任。
当人们不遗余力地去质疑一项新技术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忽略该技术产生的初衷。
所谓转基因技术，就是运用科学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另一种生物中，与另一种生物的基因进行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具有优良遗传性状的物质的技术。
自1996年首例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应用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把转基因技术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发展中国家也积极跟进。
不得不说，在转基因技术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确实抢占了先机。
早在192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开始大力资助“人种优生学”的研究。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韦弗尔第一次使用了“分子生物学”的概念。
我们现在所说的“转基因生物”就是“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1966年，福特基金会投资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手共同推进“分子生物学”的研究。1984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的主粮“水稻的育种”。在此以后，亿美元的资金终于开发出了“转基因水稻”、“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等。
如果大家对转基因粮食的真正创始者和推手——洛克菲勒基金会不太熟悉，那么对活跃在中国市场上的孟山都公司则一定不生疏。事实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孟山都公司是美国掌握转基因技术的核心二巨头。
1983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孟山都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挖到了一座“金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生物技术改良了一个植物细胞。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曼·博洛格对此的评论是：“这预示着农业生物技术既作为一门科学、又作为一个行业的诞生。”
27年过去了。如今孟山都在生物技术方面共拥有600多项专利，在同行中遥遥领先。孟山都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农业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每天的研发投入高达350万美元(2009年孟山都研发投入总额13亿美元)。
研发力量的巨大悬殊可能是很多国家不愿向孟山都开放市场的原因之一。
美国以外的大部分国家显然已经看到了转基因技术的战略意义，纷纷增加了对转基因技术的投入，加拿大、澳大利亚正在加快转基因小麦的研究和安全评价进程。印度转基因抗虫棉种植规模已超过我国。巴西由于种植转基因大豆，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欧盟已有6个国家允许种植转基因作物。
一直到2006年，转基因技术才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被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
2008年7月9日，一项名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课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首席专家薛达元回忆，自己参加“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立项论证会时，反对的没几个人。
但直到此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也未被官方的《政府工作报告》或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及。半年后事情起了变化。2008年年底，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初步认可了为三项产品发放安全证书，到了2009年，安全证书正式发出并公布，而在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及并支持转基因作物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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