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食品标准体系存在的种不足，2010年以来，相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清理工作。就在节骨眼上，企业开始频频出手。苏泊尔便是参与不锈钢食具容器新标准起草的唯一一家企业。大企业在“新国标”制定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合理么？苏泊尔领军者起草的标准，被质疑新国标降低门槛，这又是为什么？我国需要对很标准进行清理整合，新国标究竟应该如何制定？带着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两位专家。
吴景明：国标往低了走，咱们国家已经出现了好几起这类事件了，牛奶的标准也是一样。按道理说，国标肯定是应该越来越严格，对于锅和牛奶这种与老百姓饮食健康息息相关的消费品，标准应该越高越好，像锰这种人体本来就不是很需要的物质尽量还是不要出现，这样的行业标准的确是在向利益集团一端倾斜，普通消费者应该说没有因为新的国标得到什么好处。
邱宝昌：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标准制定一定要遵循促进技术进步和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原则，标准后退其实就是鼓励落后，因此标准不能越定越低，要参考国际上的标准来制定，一定要有技术引领的概念。既然是食品安全标准，就不能“内外有别”，应向国际标准看齐，要从严。
邱宝昌：目前在我国消费领域存在着一些标准不同一、不协调的问题正在干扰着消费者的正常判定。
只有标准化体系不断完善，企业之间的竞争才会把着力点放在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竞争上，企业在进行生产和提供服务时才会采纳高的标准，消费者才能购买到高质量的消费品和接受高标准的服务，成为受益者。如果标准过低或者没有标准，一些质量低劣的商品就有可能流入市场，甚至可能危害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遗憾的是，有些标准长期“原地踏步”，甚至二三十年不变，不但给一些造假企业钻漏子提供了可能，也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甚至国家形象。而标准之争就是利益之争，往往标准低一点，就有大量企业被放进去，而标准一高，一些生产能力落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局。而我们的某些标准恰恰是迁就了一些落后企业，质量不高。
NBD：有报道称，苏泊尔下架锅“复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企业是国标制定的参与者，有悖常理吗？
邱宝昌：的确是这样。当务之急是 “标准的制定应该去掉企业的声音”，由国家层面组织有公信力的业界专家等参与，过程要公开透明。不能让大企业绑架了国标制定，现在往往行业内的大企业就是国标的制定者，这个非常不合理，因为企业大并不一定代表技术最先进，这其中涉及宣传的问题，也涉及经营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企业参加国标制定，肯定会尽力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调低标准使得自身可以进入，或者提高标准以打压其他企业。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国标制定就应该由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来制定，企业需要发出声音、提供建议，不仅是大企业、小企业也要发出声音，但是他们不能作为标准的起草者，也不能成为表决者。
吴景明：从客观结果来看，很多产品的新国标还是在向利益集团靠拢。这将对消费者带来极大损害，因为这从制度上使消费者维权面临障碍。
邱宝昌：我国目前执行的标准法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制定的，距离现在已经几十年了，确实有很多标准需要修改。其实任何一个标准存在都有道理，但目前有些标准具体负责制定的部分、修改时间、出台背景各不相同，有些还布满着利益博弈、观念冲突，让生产企业和消费者无所适从。目前我国共有几万个标准，但当时制定的标准普遍较低。制定一个标准，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及论证，费用较高，而国家对此补助有限，不少花费往往是企业赞助，一是“更新”慢，二是掺杂了企业的“意志”，因此有些企业就成了低标准的受益者。
吴景明：确实有很多标准都已经不合时宜了，需要我们进行修改，比如上海曾经出现瘦肉精中毒事件，而国家检验人员检测后发现，猪肉完全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猪肉标准是上世纪50年代的标准，那个年代根本不存在瘦肉精，检测自然也不会包含这一项。
此外，我们国家很多标准是相互冲突或者相互矛盾的，这也需要我们国家加紧制定新国标，符合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诉求，但是这不能成为国标下降的理由。我们搞法律的人常说，好的制度能够使得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则能够使好人变成坏人，如果新国标在倒退，这甚至比三鹿向牛奶中加三聚氰胺更加可怕。因为个别企业做了坏事，我们有法律，有规则去惩治它，而现在企业做了坏事，反而制度却保护它。
站在企业层面看这个问题也是一样，企业如果缺乏由于达标而带来的技术进步压力，也不利于企业长远的利益，不利于走向国际市场。
结束语：由国标制定，联系到消费者权益，由消费者权益便可上升至拉动消费和扩大内需。缘何居民消费热情不旺？钱袋子固然是客观因素，但产品质量和安全也是使消费者放心消费、敢于消费的重要一环。而国标便是杠杆，大企业借势绑架国标，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绝不可取。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如何平衡企业与消费者的利益，不但要维持公平公正，而且制定者更要明白：合理国标是打开数以万亿计消费市场的一把钥匙。谢谢两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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