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笼换鸟”政策是一种歧视性的就业干预政策，没有把市民就业和农民就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盘考虑，而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安抚城市下岗职工。这种做法是缺乏远见的，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是相背离的。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城乡经济一体化，全国经济统一体化，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迟早要实现。消费品、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信息技术的横向流动不可避免。传统的地缘界限、户籍制度将不再会阻碍人员和物资流动。城市与乡村通过人流、物流、信息流将联成有机整体。一个开放的、网络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必将建立起来。城乡之间只有互相融通，实现良性转换，才能共存共荣。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的转移与升级，人口的迁徙与流动，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对于一个正处于转型中的社会来说，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因此，思考和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必须有大视角、大思路和大手笔，不能有小家子气，不能只维护社会某一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利益。
目前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农村就业形势也很严峻，其困难程度并不在城市之下。“腾笼换鸟”政策，在认识上的偏差是只看到了城市就业形势严峻的一面，而忽视了农村就业形势同样严峻的一面，对就业形势全局缺乏科学的判断的估计。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与耕地资源稀少的矛盾可谓世界之少有，要有1．2—1．5亿劳动力需要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可见，从总量上来看，农村的失业量不知要比城里大多少倍。从失业率方面来看，城里不过3%多一点，而农村人口，从来就没有人统计出一个正式的失业率指标，因为他们不就业，有无“工作”可干，政府是不管的。如果用城里人的“下岗”标准衡量农村的失业状况，农村的失业率肯定大大超过3%。这一估计可从每年几千万人的流动大军以及大量无事可做的闲置劳动力来佐证。有些乡下人宁肯到城里捡破烂，也不留在家里劳作，因为归他们支配的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不足以养家糊口，城里下岗职工的生活也比农村的这种所谓“就业”农民好得多。无论从哪些方面分析，农村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失业状况都比城里严重。
可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城里的失业要比乡下严重得多，其原因有这样几条：一是城里的失业表现集中，来势迅猛，极富风险性，而乡下的失业表现分散，蓄势平缓，风险性较小；二是城里的失业者与失业前反差大，因此失落感和不满情绪也大，而乡下的失业者就业与失业的界限本来就不太清楚，从来就无铁饭碗可端，即使失业，也感觉不到痛苦；三是城里失业者便于勾通和联络，集体谈判能力强，容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而乡下失业者居住分散，形不成合力，不易进行集体谈判；正因为如此，城里的失业危害很容易被人人为地渲染放大，而乡下的失业危害则被人为地淡化缩小，从而产生了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扭曲估价。
失业问题属于社会敏感问题，风险性很大，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认为由失业引发的政治风险主要存在于城市，而不是农村，也是缺乏客观根据的。如果认为哪些人叫得欢，闹得凶，富有威胁性和风险性，就认为哪部分人存在的问题严重，应该给予重点保护和照顾，俗称“爱哭的孩子多喂奶”，看似有利于平息社会矛盾其实从深层逻辑来看，则酝酿着更大范围的矛盾。如何对待当今的农民，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从政治风险和危及政局的角度看问题，大规模流民的破坏性决不在下岗市民之下。
退一步讲，假定应该优先解决城里人的就业问题，那么采取“腾笼换鸟”的就业政策，把民工的饭碗抢下来硬塞给城里的下岗者，能否行得通呢？大量事实证明此路不通。来自少数大城市的信息表明。政府费了很大的劲，用行政手段清退了一部分民工，结果城里的下岗者很少有人愿意顶替民工的空缺，百分之七、八十的空岗安排不出去。结果，影响用人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不说，到头来又不得不一点一点地把农民请回来。大连市的“即时服务”在全国是很有名的，承诺“只要不挑不拣，保你两天上岗”，原打算用此举为10万下岗者中最困难的1万人兜底。结果就这1万人中也有许多人看不上眼，宁肯呆着也不肯屈就。你可以命令农民工走开，但你不能命令不愿意干的下岗者顶上去。这种断裂和脱节是此种就业干预不能奏效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产生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并不奇怪，是客观规律使然。从用人一方来说，农民工劳动力的价格低廉、吃苦耐劳、服从管理等方面比城里人具有明显优势，当然容易被雇用。从劳动供给一方来说，农民工从无铁饭碗可端，仅求温饱，而城市下岗职工长期形成的铁饭碗观念、身份观念、劳保观念根深蒂固，很难适应新的就业竞争。因此，城里下岗职工对农民工的替代弹性极为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工“清”而不“退”，撵而不走，城市下岗职工“请”而不来，“赶”而不上的缘由所在。
“腾笼换鸟”的就业政策，是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统包统配”就业思路的延续。这种行政命令办法，与业已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格局是不相适应的，它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最近，国家劳动部已经出台了新的劳动就业指导方针：劳动者自谋职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根据这一方针，政府在就业问题上的职责是制定人力配置政策，引导就业方向，完善和规范劳动力市场，以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而不是直接干预微观就业行为，不是把有限的工作岗位强硬地分给谁或不分给谁。强行规定企业用哪些人不用哪些人，就等于剥夺了企业用人自主权，也剥夺了劳动者择业的自主权，既不经济，也无效率，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是格格不入的。
解决城里的人的就业问题，靠政府用行政命令去包、去保、早已不是办法。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越惯越懒，越包越完。正确的办法是变“包”为“促”，促其转变观念，适应竞争环境，自己找岗上，争岗上。凭借他们良好的生活基础、社会关系、信息渠道、专业技能等优势，谋个打工的位置，恐怕不比一些外来民工差。只要他们肯卖力，愿意干，这类饭碗有他们端的，无须政府横插一杠子，硬往这些人的嘴里塞个不愿吃的酸枣。如果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干这些活，政府硬摊派他们去干也是干不好的，最后还得让乡下民工给挤出来。总之，劳动力的行政配置方式被市场方式所取代，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