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流程自然是相关平台纷纷发布公告，表示拥护行业规范、拒绝低俗内容。但仍有直播平台(在TMT数据库IT桔子搜索“直播”，显示有485家相关公司)，打地鼠般被频频曝出打涉黄、赌博或诈骗擦边球的消息。
之所以乐此不疲做着“犯了再改，改了再犯”的游戏，不排除平台监督用户效果无法尽善尽美的因素，但在此之外，一些平台看中的正是这背后的灰色第一桶金。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曾一度发文将这归功于中国日益繁荣的“荷尔蒙经济”。
此前有报道称，LOLO直播平台由于涉黄，在短短十天内注册用户超过两百万人，累计交易共计五万笔，总获利达130万元;而另一平台某涉黄主播曾在一小时直播里至少获利16万元。由于一些小平台对网络带宽并无要求，搭建成本低廉，往往赚的就是“过把瘾就死”的快钱。
早在2009年，网页游戏《热血三国》因将色情元素植入广告而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在被谩骂过程中，反而使其品牌得到更多推广，并被看作负面营销的成功案例(……)。
移动直播平台，也每每因被曝涉黄赌，而在被关闭之前下载量骤增，引得许多网友调侃。甚至有平台有意进行负面营销，这种做法确实无形中降低了平台的隐性获客成本。
除此之外，代价低廉的处罚对于违规平台来说毫无威摄力。
同在2016年，成都95后女主播“雪梨枪”因录制、传播不雅视频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成本是真低啊，自媒体被起诉还动辄要求支付赔偿金1000万人民币呢)
层见迭出，此前斗鱼直播因涉及“造人事件”，前后两次共计被罚款6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5.74万元，这对于服务器成本一个月就上千万的直播平台来说，完全等于九牛一毛，隔靴搔痒。(这让人想到一句话，融创中国投资乐视后，创始人孙宏斌谈到贾跃亭时说真佩服他能用“这么点钱干这么大事”)
《大公报》在1926年被吴鼎昌、胡政之、张季莺等“三驾马车”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时，曾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大得尊崇。不过后来由于政治因素，被批判为对当时执政者的“小骂大帮忙”。
想毕用来形容现在直播平台低廉的惩治代价，也真真的合适不过。
正如今天的影院，有时候，上座率居然也是被骂出来的。小骂大帮忙，骂出票房。
孩子的眼中有“别人家的孩子”，同样，创业者的眼中也有“别人家的创业者”。
这几年，创业也是突然就变成了一门显学。正如七大姑八大姨往往喜欢将“挣多少钱”作为判断侄子外甥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准答案，社会对于创业者的判断也很简单：一旦成功，污点都可能成为励志鸡汤，但凡失败，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犯错的呈堂证供。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大家乐此不疲于谈论成功人士的“洗白”史，仿佛在谈有一天麻雀变凤凰后的自己。“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啊吹不毁我纯净花园”。
相信未来直播平台跑马圈地结束，脱颖而出的创业者榜样，或许也有这样一部历史。
说到底，移动直播平台还是有点“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现代演绎也不过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