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补充完善犯罪手段。实践中，破坏招投标的行为方式层出不穷，绝不仅仅是串通二字所能包容。串通意指暗中勾结，而破坏招投标的行为还有暴力、威胁、要挟、欺骗、利诱、行贿等，这些犯罪手段比串通更加恶劣，社会危害性更大，更应予以刑事追究。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追诉标准的规定》中规定的串通投标罪追诉标准第二种情形是：“对其他投标人、招标人等投标活动的参加人采取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的”，显然，这一规定中的“威胁、欺骗”不能为刑法规定中的“串通”所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司法文件形式修正串通投标罪的犯罪构成是实践的需要，但串通投标罪的这一立法缺陷只能通过立法解决。
第二，增加打击骗标规定。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这一规定中的骗标行为，刑法缺乏相应规定。现实当中最为典型的骗标行为就是围标。所谓的围标，指的是不法投标人虚设多家投标人共同投标，或者以暴力、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其他投标人退出投标，或者事先承诺中标后转让中标项目等手段，牢牢掌控中标机会，使招投标程序流于形式。围标行为在现实当中泛滥成灾，因为法律对围标缺乏立法规制，加上查证困难，不法分子使用围标方式进行投标屡试不爽。围标行为使招投标法虚置，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侵害了招标人利益，对围标行为人予以刑事追究已经刻不容缓。
第三，增加打击行贿投标的规定。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这一规定看，投标人串通投标与行贿投标是两种并列的行为方式，但刑法缺失行贿投标构成犯罪的相应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