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当记者再次在合肥法律援助中心见到李平时，这名合肥打工仔声音因为兴奋而有些颤抖。
“终于看到了希望!”李平笑着告诉记者，算一算，从开始讨薪到现在，已经接近一年。
李平是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人，2008年7月，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项目承包人王平，王平将自己分包的华坤家具厂栏杆、扶手项目交给李平。
2008年9月，工程完工，然而，原本该今年1月份结算的工程款2.8万元却一拖再拖。李平给记者出示了一份证明：华坤家具厂栏杆、扶手计152.9米。经手人：王平。
“工程对方是认可的，但是工程款却始终不给。”李平懊恼地说：“去年我带着6个弟兄出来干活，临到年终，一分钱也没有给他们，都是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要不到钱以后还怎么一起出来打工?”
李平当时脑海里就一个念头：死也要把钱要回来。从2008年开始，李平抽空就往王平家跑，但是每次都是扑空。“去了不知道多少次，每次都是他家人开门，就告诉你，当家的不在，出去找活去了。”李平无奈地说，已经记不清往对方家里去过多少次了。
电话打了无数次，对方就一个“拖”字诀，“不说不给，就说肯定给，但是现在没钱，再给点时间。”李平告诉记者。再后来，电话就变成了提示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气得李平直骂娘。近一年的时间，李平始终无法找到王平。“打工20多年，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李平愤愤不平。
这样挨下去，不是个办法，去年一起打工的人，今年都到处去找活干了，可李平直到今年10月份，还在为大家讨薪忙活。李平首先想到了去找相关部门。
“我给合肥市劳动部门打过电话，对方告知，可以去找劳动维权窗口。”
10月20日上午一大早，李平带着相关协议、证明找到了合肥市沿河路111号，合肥市劳动维权窗口。
然而，工作人员看着李平递过来的协议书、工程证明，却大大地犯难了。“首先协议就不合法，属于典型的分包合同，国家明令禁止;其次，证明上也没有盖章，只是个人签字。这种属于典型的疑难杂症!”
几句话犹如晴天霹雳。李平拿着材料呆立了半天，“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我这个人认死理，钱现在都不算什么了，难不成这一年就白忙活了?难不成也得像报纸上说的那样跳楼才能讨到薪?”李平回忆起当天的情景，眼眶就红了。那天，他一直在门口徘徊，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时，一名同是来维权的农民工提醒了李平：隔壁还有一个法律援助中心，你可以去看看。抱着一线希望，李平找到了法律援助中心，值班的两位年轻律师胡钧、史静接待了他。“看了材料以后，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就告诉我过几天通知我，但是总是有点希望吧。”李平说。
随后，李平在一名同乡的邀请下，赶到江苏打工，在忐忑中等待着新的消息。
“李平这种情况，现在普遍存在，特别是建筑领域，分包情况很多，农民工往往是跟项目经理签订分包协议而不是签订劳动合同，维权往往很困难!”胡钧告诉记者，碰到这种情况，走法律程序周期很长，农民工往往急着要钱，也不愿意通过诉讼方式，所以律师一般通过调解来解决。
胡钧与史静通过查询，找到了华坤家具厂工程承包商安徽广厦建筑公司。“对方非常重视，并帮助我们找到了项目负责人王平。”胡钧告诉记者。
12月7日，远在江苏打工的李平接到了胡钧的电话，当得知要款有希望时，兴奋的他当天便赶回了安徽。同一天，李平接到了王平的电话，“你是不是到律师那里举报了?这样吧，我们见个面，好好协商一下，钱肯定要给你的。”
12月8日中午，两人和安徽广厦建筑公司的部门负责人在百花井如意坊饭店见面。“要见你，太不容易了，我找你一年了。”看见王平，李平蹦出这么一句话。
12月8日下午，记者与律师一起赶到了安徽广厦建筑公司办公楼，在大楼里，广厦公司相关负责人许下承诺，12月12日，当事人一起签订一份还款协议。从广厦走出来的时候，李平告诉记者，自己还是觉得担心，不知道这份协议，能不能给自己的讨薪路画上个句号。
12月12日上午，记者再次和律师赶到安徽广厦办公楼，然而，王平仍未到场，这次过来协商的是王平的儿子。双方拟定了还款协议，规定12月底以前先支付1.1万元，尾款2月8日前结清。在律师的要求下，安徽广厦建筑公司在还款协议上盖上了公章。“这样就具有法律效力了!”胡钧长舒一口气说道。拿着这份写清日期的还款协议，李平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这次是比较快的，主要是当事人都认账，而且公司也比较负责任，但是有时候由于手上证据不足，劳动合同、清单都没有，证明能力太弱，如果对方赖账就很麻烦;其次，由于企业的工资都是交给包工头，在工程结算之前，农民工只领基本的生活费。如果包工头将钱私自挪用，或者工程款结算有纠纷，包工头拿不到工程款，那么包工头往往将这种风险转嫁到农民工身上。更有甚者，包工头甚至会怂恿农民工去闹事讨薪，我们忙活到最后，事实上，是帮包工头要工程款。” 史静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