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新疆资源税改革试点的一年间，资源税收入达42.73亿元，增收35.78亿元，已然尝到了改革“甜头”。这也吹响了资源税改革的“集结号”。
然而，由于资源税改革牵动着整个宏观经济，尤其是在当前CPI高企的情况下，反对者的声音同样强大。
资源税改革牵涉诸多利益体，既有资源开采企业与资源地的关系，也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问题，还关涉更广的产业发展与社会通胀管理策略，牵一发而动全身。
相比资源税改革的时机，如何平衡央企和地方的利益，是资源税改革面临的更大挑战。
“在上报方案的时候，地方财政部门大多建议8%到10%的税率水平。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一直强调，过高的资源税会影响国家能源保障和企业的发展空间，最终出台的试点税率为5%，并在《条例》中提出5%~10%的浮动空间，这显然是为了平衡地方和央企的利益诉求。”一位曾参与资源税调研的专家对记者说。
中石油财务总监周明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我们理解，资源税调整是迟早的事，但这个调整涉及三方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地方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需要谨慎行事。”
按照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去年全国原油产量为1.89亿吨，如果从量计征，按照当前多数地区执行的每吨28元的标准来计算，石油资源税总额大约为53亿元人民币，而如果从价计征，假设按照国内原油价格每吨5000元来计算，以5%的税率，全国石油资源税每年将可达到472.5亿元。
“全面推行资源税改革将带来企业成本的大幅增加，中石油的资源税成本将大约增加6倍。”周明春表示，如果今后按5%的税率在全国开征石油资源税，中石油一年将可能上缴超过300亿元的税费，基本相当于目前中石油55天的净利润。
“调整要考虑油气产业的健康发展，这是最根本的。因为我们国家需要油气，而且需要越来越多。所有出台的政策，必须有利于保障和促进油气产业的规模健康发展。” 周明春称，中石油一直在配合国家调研。“我们的意见是，资源税要和其他资源税费性质的税种一并综合考虑、进行调整，比如说，矿产资源补偿费，比如特别收益金，如果不同时调整，对产业健康发展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据中石油内部人士透露，中石油、中石化已经联合提出，希望资源税改为从价后，同时取消或减征石油特别收益金。特别收益金从原油价格超过44美元/桶时开始征收（目前为40美元/桶），采用累进税率，超过60美元/桶部分税率为40%。2010年，中石油上缴的特别收益金高达521亿元，占其净利润的37.3%。
在周明春看来，“之前的成品油价税费改革就非常成功，是一举多得，出台了燃油消费税，取消了养路费等费用，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增加新的税目，资源税改革也应该起到这个作用，保证资源行业健康发展。”
资源税改革牵涉诸多利益体，既有资源开采企业与资源地的关系，也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问题，还关涉更广的产业发展与社会通胀管理策略，牵一发而动全身。
据悉，我国现行的煤炭资源税，除了焦煤资源税税额统一为8元/吨之外，各地区其他煤种税率多为3元/吨左右。
有分析师测算，如果此次改革，煤炭资源也采取从价计征，以5%的税率计算，则每吨煤炭的资源税要增加20多元，对中国神华(601088,股吧)的每股收益影响可达0.2元之多。但如果按照目前的方案，仅仅定额增加3元的话，则影响小得多。
“油气在我国使用的能源中占比20%多，而煤炭占到将近70%。”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说，“煤炭资源税改革的影响太猛，所以暂时变动不大。”此外，林伯强分析，这也有缓解煤电矛盾的考虑。他认为，当前电力紧张的一大诱因就是煤价过高，资源紧张。而一旦税负过重，则高煤价更容易向下游传导，同时也影响煤炭企业开采的积极性，由此加剧电力紧张。
对此，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煤炭行业分析师李廷认为，目前，油气价格仍为政府定价，即使资源税改革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企业自己无法通过上调价格来转嫁新增生产成本，而是只能靠企业自己消化。这样的话，资源税改革也不会推高油气价格，也就不会对整体物价水平带来明显影响。
但对于煤炭来说，除了重点合同电煤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管制之外，其他煤炭价格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同时，近年来，大量小煤矿被整合或关闭，产业集中度持续提升，煤炭企业对市场控制力日渐增强。如果推进资源税改革，煤炭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地通过提高售价将新增成本转嫁出去。这就是煤炭资源税改革受阻的主要原因。
不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要理顺煤电价格这样一个关系民生最根本的市场机制，必须推行消除过度垄断的配套政策。要以此次电荒为契机，推动资源税改革。一旦这个决心下定，就会推动理顺煤电关系配套改革往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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