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房改房政策看，房改房的销售对象具有较强的人身指向性，认定李某与李丙共同出资购买房改房有悖房改房制度的本旨:
1.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二条规定，“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把住房建设投资由国家、单位统包的体制改变为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体制;把各单位建设、分配、维修、管理住房的体制改变为社会化、专业化运行的体制;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据此，笔者认为，房改房产生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住房建设投资为国家、单位统包，而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住房建设投资改为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共同负担，针对职工工资中未包含住房消费资金的历史事实，为保障职工居住条件、解决职工负担住房消费资金的实际困难，国家以房改房的形式对职工进行补偿。相应的，享受房改房优惠政策的对象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即承住独用成套公有住房的居民和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职工;
2、《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七条规定，“房改房政策售房单位应根据购房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前的工龄给予工龄折扣。每年工龄折扣的数额，按低交价除以65(男职工35年，女职工30年)计算。”该规定以计算工龄折扣的方式进一步明确房改房的销售对象具有确定的指向性，即房改房政策售房单位的职工，而排斥非本单位职工购买单位房改房。
再次，从现行房屋产权登记制度看，由于《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规定不仅明确了物权法定的原则，还可以派生出不动产物权登记推定真实的效力，即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法律推定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人是该不动产的权利人，在法律上具有排斥隐性共有人存在的效力。对此，《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三条也规定，“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登记。”就此，笔者认为，物权法对物权效力采用了登记生效主义，房屋权属登记是认定物权所有的根本标准，在本案中，由于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李某，则抑应认定李某的房屋所有权人地位，就现有证据而言，不足以反证房屋系共同所有，不宜认定李某与李丙共同出资购买房屋。
最后，前述第二种观点在可操作性上有待探讨，《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五条规定，“向高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实行市场价，向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实行成本价，……”该规定确定了房改房在向职工出售时，房屋出售价格的确定有别于一般的房屋市场价，该价格本身具有福利性质，但该优惠价值如何体现于李某与李丙的共同出资行为中有待商榷;同时，购买房改出售的公有住房在标准价或成本价的基础上还有工龄优惠、房屋折旧优惠、教师优惠、有毒有害工种优惠、华侨优惠、楼层优惠、房屋所在地段优惠等优惠政策，在计算李某与李丙的出资比例时仅仅换算李某的工龄优惠难以与李某所实际享有的福利相一致，即使期望将李某所实际享受的房改优惠全部予以计算也存在较大困难。
综上，笔者认为，认定李某与李丙之间原约定的借款性质，并以遗嘱继承的方式将李某所有的房屋产权份额由李丙继承较为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