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卖，同一个时间卖，肯定是谁也卖不掉。美国的疏困计划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旨在疏通这个全部门去杠杆的渠道。而成败和执行的方式，却直接决定着美国以外世界的经济命运。
若美国TARP计划（7000亿疏困计划）执行不顺利，导致信贷市场流动性高度紧缩状态不能解除，市场与实体经济的防火墙将彻底被冲垮，利率高企、投资消费急剧萎缩，美国经济将硬着陆，外需骤降，中国很难逃脱经济硬着陆和通缩厄运。若美国能及时放下傲慢的架势，通过卖资产的方式来换取中国、日本等参与救援计划，来去杠杆化，如此，世界的前景可以相对乐观，美国经济有望软着陆，也就降低了对于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同时，随着负债率的降低，美元能够获得支撑，全球通胀压力也变小。
若美国强势地直接发债，中国等无奈认购，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为TARP融资，实际上是将救市风险转嫁出去，由其他国家为次贷危机买单，又通过海外庞大的美元储备套住各国政府。随着美国政府负债率进一步上升，只可能弱化美元，推升通胀。如此，中国经济滞胀的可能性更大。
最极端的情况，在救市计划推行不顺利（得不到中国、日本等积极响应），美国很有可能直接印钞票来解决问题，全球分担衰退的成本。如此，将致使美元的崩溃，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有观点认为，中国积极参与认购美国国债，能防止美国印钞票解决危机。反过来问，中国出了这2000亿美元，美国就不印钞票了？问题关键要看7000亿、8000亿能否止住血，现在没有人相信这个钱够了，未来再来一个3000亿、5000亿，中国参不参与？如果不参与，美国还得印钞票解决，那又怎么办？
此外，还要看中国能否托得起美国这堆烂账。在中国的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可动的活钱估计也就在4000亿美元上下，要应付3个月的进口额，还要应付未来可能性越来越大的资本外流，存量中能拿出的已经很有限了。
中国想要的技术、品牌、物流、销售网络等，美国能给吗？给金融的股权，我们把握得住吗？就连美联储和财政部都搞不清楚美国金融机构庞大的表外资产估值，更何况我们呢？
所以，我们只能立足于自身，自己办好自己的事，不给他创造条件，是应对这场危机基本的原则。我们自己平衡了，结构理顺了，客观上就制约了美国世界货币职能的滥用，也就倒逼着美国不得不做出经济的调整，改变其现有经济模式，这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一个出口已经占到GDP40％的国家，外需倒掉之后，很多人冀望于投资能像当年1997、1998年那样撑住经济的下滑。现在看来有点勉为其难。
中国投资速度控制的钥匙在房地产。虽然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自2007年的30.2%加速至今年1~5月的31.9%，但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价格双双下跌，上半年地产商拿地规模大幅萎缩，前景暗淡，预示着下半年开始至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很可能大幅下滑。之前，今年7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大幅下降至17％。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房地产决定因素在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很难想象在收入预期急剧下滑的状态下，人们会为房价去支付一个很高的溢价。
对抗经济下滑，显然已非短期政策可以逆转，降息只能够减轻债务人负担，不可能重新刺激起信贷需求。
既然我们认识到，美国经济崩塌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是我们为既往的过度依赖高投入和出口的错误经济模式必须要支付的沉重代价，不如横下一条心，彻底和过去的模式告别，做根本性投资和消费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改善经济体效率，坚定地转向内需消费主导，才能彻底摆脱危机。
政府消费提上去，将政府储蓄降下来，民生的欠账补起来，医疗、教育、廉租房、城市轨道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加上去，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在我看来，为此搞点赤字也是值得的。
当然以上要顺利推进，牵涉更深层次改革，如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重新界定等。
对抗经济下滑，不一定非走过去造桥、修路、建港口投资拉动的老路，而且效果只可能越来越差。中国现在1个单位GDP增量要5~7个单位投资来带动，等于货币进去了，没有产出多少实际的物质财富。
通过改革，提高经济体效率，对抗经济衰退，这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做。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
打破垄断，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如金融、能源等，形成竞争机制。这样私人投资才能带动，才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经济体的效率才能实质性改善。
大幅减税补贴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胀的能力；增值税转型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补贴优惠等政策支持企业产业升级转型。
财税制度要做根本性改革，增值税改为流通环节的消费税，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烟囱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能丰厚。政府激励变了，GDP导向转向民生服务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总之，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轨迹，告别旧模式，探索深化体制改革，寻求新的增长方式，可能才是长远的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