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刷煤气灶小贩赚到36亿思维导图

好想你

202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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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公司始建于1982年，几年后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音响设备制造厂。1989年，正式注册为北京市大中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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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1980年的中国还没开始执行双休日，每周只休息周日一天。街上的小贩还很少见，也没有任何塞在住宅区里的小广告。在一个国企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刷煤气灶的小贩衣着挺干净，背着一个“装备”齐全的小包。楼上的一位大妈朝他招招手，“上来吧。”张大中以500块钱启动的第一单生意开工了。

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还没用上燃气具，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土夯的煤气灶台，日子一久，烟熏火燎就黑乎乎的，张老板打开背包，拿出抹布，先清理一遍灶台，然后给灶台抹上烧碱，用湿抹布哗哗地洗，再用清水把灶台表面清干净。清干净灶台只是第一步，重要的工序在后头，把清漆和银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好，再均匀地粉刷上去，才是这个活儿的核心所在。年轻小贩张大中在8月的酷暑中干得满头大汗，一天下来，刷完了10家。

迎着晚霞，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回家的路上，张老板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总共收入8块钱，但是使用的清漆、银粉跟烧碱就值六七块了，还落了一身的累。

于是，这成了张大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家政服务业。从自信满满地进入，到疲累而狼狈地退出，张大中只赚得了一块多纯利以及够给自己和大哥家再刷两次煤气灶的烧碱、清漆和银粉，当然，大抹布也算赚的。

张大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恰恰相反，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那个供销社有3间北屋、20多名员工，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月薪30块。“那种生活是，你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样子，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辈子工资的工作，简直让人感到绝望。”张大中回忆。

张大中兄妹7个，排老三。父亲是旧时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生，母亲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很漂亮、非常有想法”。父亲早年参加过革命，是共产党员，但是身体不好，早在文革前、张大中十几岁时就过世了，妈妈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但是文革当中，妈妈上街贴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最终被定为“反革命罪”。

至今，张大中仍然保存着自己从档案馆中复印出来的当年“四人帮”给母亲的判决词。跟他母亲一批被判处死刑的有29人，每个人都有当时的检察院的三四行评语。别人的判决词是“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或者“仍很嚣张”，而到了他母亲那，却是“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而且嚣张到了极点”。她是一个到死也绝不低头的人。

但对张大中的事业真正起到帮助的，还是这种不安分的基因。

1979年开始，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但是当时要求平反的人很多，政府的平反时间更多取决于受害人家属的上访激烈程度。张大中的大哥、二哥都是踏实安分的人，大哥当时已经分到外地工作，供养弟弟妹妹们生活。他瞒着大哥，拿着材料到处上访，市委、中央都跑遍了，“在大哥眼里我这是典型的给组织添麻烦，一直到平反的补偿彻底发下来，我才告诉大哥。”张大中回忆道。1980年，落实政策，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兄妹7个，每人1000元。

面对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1000块，张大中陷入了沉思——用这笔钱干什么？跟兄妹们一样拿去买电视机、买大衣柜？那是绝对不行的，不能糟践了！尽管他没有想得很具体到底用来干什么，但是一定要拿这笔钱“干点什么”的念头非常清晰。

这一年，张大中31岁，刚刚插队回城，并在同学的介绍下有了对象，1000块钱被他一分为二，一半用来结婚，剩下的作为“干点什么”的启动资金。

这一切促成了供销社电工张大中，“变身”为1980年8月的那个刷煤气灶的小贩。“我觉得，做人做生意一定得比别人都多看半步，别人没有想要去做生意时，我已经开始尝试，当看到刷煤气灶不行时，我又能立即画上句号。”26年后，张大中再次给自己的一项生意画上了句号，不同的是，昔日的小贩已经成为身家亿万的老板，需要处理的后续资产也远远比当年那些清漆、银粉、大抹布值钱。

电器铺的小老板

看到刷煤气灶不赚钱，小贩张大中并没有停下他“干点事情”的脚步。1982年冬，在自家厨房做出的60台落地灯，成为张大中经商盈利的起点。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张大中的几十台手工落地灯虽然是“三无”产品，还是被居民们抢购一空，甚至还有一个供销社来向他采购了几十台。在甘家口的一个商场里，张大中卖出的8个落地灯共纳了2.4元税，而20多年后，因为将大中电器以36亿元的价格卖给国美，他纳税5.6亿元，成为国内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纳税人。

60台落地灯最后一共赚了160块钱。对于一个月工资30块，还要上交老婆26块的张大中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巨款。这笔钱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是多了几个月工资，而是从根本上坚定了他能够靠自己双手干一番事业的决心，“从插队的农民，到供销社电工、到供销社售货员，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获得公众的认可，卖出去的落地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1982年底，张大中向供销社领导递交了辞职信——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都是一封个性化十足的辞职信——由于这份工作不符合本人理想，我决定辞职，请供销社领导予以批准——供销社的领导和岳父岳母出于好心，都极力劝阻他别丢掉这个“铁饭碗”，但是张大中还是选择了辞职。

落地灯的生意做了没多久，张大中发现一个朋友单位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器件，可以用来做音响放大器，他如获至宝，低价买下，用自己的电子知识做成一批音响放大器卖，物资匮乏的市场再次给了“先走半步”的张大中丰厚的回报——放大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2年4月，张大中成立了“张记电器加工铺”，专门生产音响放大器，后来拓展到音箱制造、安装等领域，后来改名为金钟音响厂，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每年能赚辆奥迪的钱。”

音响制造厂做了几年后，张大中发现，在北京，制造业不如商业，“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制造业的利润太低，资金周转周期太长，我发现做电器原配件赚钱更容易。”他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子原配件的销售上。

“违纪”当上大老板

张大中从一个小老板向大老板飞跃的标志性事件，应该从他的一次“违纪”算起。

事实上，张大中的创业经历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紧密相关，他的遭遇集中代表着一代草根企业家的命运。1986年的一天，张大中被通知，去北京市工商局“坐一坐”，他心情忐忑地去了——“违纪”了，因为他的“张记电器加工铺”开了两家，那时，任何个体户不允许开分公司，“连锁店”还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特质明显的玩意儿。

如此挨过一年。“到1987年，我看到政策允许开分公司了，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有多复杂。”张大中深有感触地说。

让张大中的事业进一步飞跃的，是1993年开张的玉泉路音响城。电子原配件、音响等电器生意，伴随在当时风靡全国的卡拉OK热财源滚滚而来。但是，张大中再次敏锐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卖音响的店没有一家大到能够把所有的品牌、零配件集中起来销售的，都是十几平米、几十平米的小店。

他决定搞一把大的，看中了玉泉路一家几万平米的商场，租了下来，成立了一家大中音响城。

但是，这个想法却没有像以前几次那样见效。“玉泉路店起初的想法很好，但是初期的现实很残酷。”后来加入大中电器、跟随张大中多年的大中电器总经理宋红说。刚开始搬过去，由于知名度不高，经营非常惨淡:一天的流水，连给店员开工资、付电费都不够。

整整有半个月的时间，张大中根本睡不着觉，天天都想该怎么办。这是他经商以来经历的最大一次挫折。“当时也想过，赔到一定程度，实在赔不起的时候，就回我城里的小零售店。但是觉得真是丢不起人，没脸看当时跟我一样在城里开小店的小老板们。”张大中现在想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

他还是决定坚持。咬牙挺了半年之后，这个大音响城在京城老百姓中间逐渐有了名气，大家都知道玉泉路有个最大的音响城，里面所有音响一应俱全，选择余地大。

这个音响城后来不仅经营音响，也开始代卖家电，直至后来以家电为主，张大中真正走进了家电生意的圈子，并且在北京城里各处复制玉泉路店的模式，成为北京市场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

从小老板到大老板飞跃的关键点，体现在2002年中央电视塔店的选址上。张大中直言，整个大中电器的价值，这个中塔店能够占40%。坐落于玉渊潭公园西门对面的中塔店，是三环上唯一一个有大面积停车场的家电卖场，自2004年以后，每年的销售额都在10亿元以上，2007年甚至达到了20亿元。这是大中电器所有门店中盈利能力最强的一家。

这个店的开张，又完全是张大中个人决策的结果。“中塔地下商场在建的时候我就进去看过，觉得是个很宏伟的工程，建成后，那里被用作批发市场租出去，生意一直冷清。”张大中如此描述这个店最初的情形，谁都不信这里能开火一个电器连锁店，但是张大中不信邪，以很低的租金拿下了中塔店，整改后进行大规模宣传，作为大中的标志性门店推广。经过一年的强力推广后，中塔店开始盈利，不仅迅速成为大中所有门店中最赚钱的店，而且也是全国家电连锁门店中单店销售最高、最赚钱的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