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我有权会见我的当事人。”昨天上午，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陈律师带着律师证、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来到本市某看守所会见他代理的一起非法拘禁案的在押嫌疑人。可民警告诉他，会见犯罪嫌疑人仍然需要到侦查机关开具会见函。对此，陈律师很无奈：“这个案子本来上个月就要安排会见了，后来考虑到新《律师法》6月1日实施后，会见程序要简便得多，才安排在今天，没想到还是见不成。”
本月1日，新修订的《律师法》正式实施。修改后的《律师法》增加了对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保障的规定。该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即律师只要持有“三证”，就可以会见嫌疑人、被告人。而在此法修订前，根据《刑事诉讼法》以及1998年国家六部委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
记者了解到，虽然新《律师法》已实施半个多月了，但本市各看守所执行的还是“老办法”，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还是必须获得侦查机关的批准。市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李小兵告诉记者，这并不是南京一个城市的现状。目前，全国各个城市都存在《律师法》实施的尴尬问题。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存在冲突。”一位民警表示，并不是看守所拒不执行《律师法》，而是该法对于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冲突。《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经侦查机关安排。“相对于《律师法》，《刑事诉讼法》是‘上位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因此，看守所更应执行《刑事诉讼法》。”这位民警说。
市司法局副局长王星旅告诉记者，《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有冲突，但两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他说，《律师法》的起草人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杨明仑曾对此有过解释，认为《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是平行关系，不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说法。而《律师法》经过修订，属于新法。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就应适用《律师法》。而且，杨明仑明确表示，《律师法》的修订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方向。
“新《律师法》实施遭遇的尴尬处境还引发了委托人和代理律师的矛盾。”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处长李华表示，本月1日后，律管处接到多起投诉律师不尽职的电话。她说，很多委托人看到新《律师法》实施后，也认为律师只要凭“三证”就能会见。结果，律师见不到在押嫌疑人，委托人就怀疑律师不尽职。
王星旅呼吁，对于《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出台解释。否则在两法同时生效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在日常司法活动中确实难以抉择。
“如果按照新《律师法》，律师会见当事人不受侦查机关批准，不被监听。如果律师暗示当事人沉默，我们如何拿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口供还是定案主要证据的情况下，可能很多案件都会因为无法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无法将他们送上被告席。”日前，本市举办的新《律师法》实施实务研讨会上，一名与会民警提出这样的问题。
本市某反贪局办案人员也表示，在很多职务犯罪案件中，口供作为直接证据更是无比重要，很多案件甚至就依赖口供定案。
“对于侦查机关的担忧，我想我们更应该转变的是理念问题。”省人大代表、市律协副会长孙勇说，虽然早在1997年，新《刑法》就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但10多年过去了，还是有不少办案人员根据“有罪推定”的思路办案，在这种思路下，办案人员自然就会排斥犯罪嫌疑人与律师见面，就是担心得不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但如果换个思路，如果首先相信犯罪嫌疑人无罪，还有必要担心律师‘暗示’或是‘提醒’吗？”孙勇说，而且新《律师法》以及《刑法》对律师的执业规范也有相关规定，律师若与当事人串通，教唆当事人妨碍司法机关办案，也会受到相关惩处。
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市律师协会会长薛济民也表示，我国的司法实践，一直存在重口供轻证据倾向，但口供有易变性的缺陷，对于主要依靠口供定案的罪案来说，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证据体系就会坍塌，而且容易导致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发生，比如佘祥林案。因此，新《律师法》的实施应该带来侦查机关办案思路的转变，侦查机关要提高收集口供以外的证据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口供对案件审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