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的矛头直指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原东湖医院）医师李某。在材料中，李某近10年内发表的20篇论文，被一一注释说明。举报者认为，注释处涉嫌抄袭、治疗造假、虚构医疗设备、伪造病例等多项学术不端行为。
在否认有造假行为的同时，当事人李某认为，举报者是科室主任黄某，并指出对方论文同样存在造假嫌疑。两名医生由来已久的矛盾因此再度激化。
市三医院院长周伯平承认，李某确实存在抄袭、虚构病例和用药等嫌疑，“一旦查实，将严肃处理。”
《热带医学》杂志编辑部主任杨萍表示，将在杂志上刊发声明予以谴责，并“将李某拉入用稿黑名单”。
今年4月底，一封名为《苦心经营十载，20论文竟全假》的快信寄至本报，署名为“贾真”。信中，举报者以一张“学术不端一览图”为索引，列出了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原东湖医院）医师李某的11项“罪名”，矛头直指李某学术造假。
举报者认为，李某于2008年在《热带医学》杂志上发表的《152株解脲支原体对9种抗生素药物敏感性检测》一文，与2005年《中国基层医药》发表的名为《236株解脲支原体对8种抗生素药物敏感性检测》、作者署名李建军的论文，有极高的相似度，“许多地方是原封不动的抄袭”。
两篇文章的相似处主要在“试验操作”和“讨论”部分，举报者称，李某的论文从试剂、取材、药物敏感性检测和结果判断都与李建军的文章高度相似。而在600多字的结论部分，有近一半的文字相同。
李某并不认同这种指责。他认为，医学研究的方法是通用的，“双方针对同一个问题，使用同样的试验操作方式，并不奇怪。”
《热带医学》杂志编辑部主任杨萍对此表示赞同，“在论文写作上，这也是被允许的。”但杨萍同时也表示，医学论文的结论部分，被认为是文章独创性最主要体现之一，雷同比例超过10%，即可认定为抄袭。“因为不同的作者对同一试验过程和结果，在没有沟通的前提下，很难相信会得出一致的讨论意见。”杨萍认为，两篇论文的结论部分出现了超过1/3比例的雷同，写作思想也很相似，“至少可以认为是高度疑似抄袭。”
杨萍表示，将在杂志上刊发声明予以谴责，并“将李某拉入用稿黑名单”。
李某所在的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周伯平也认为，李劲的论文无论是实质内容还是文字表达，都有抄袭嫌疑，且这种嫌疑已扩大到李某的另两篇论文，《柴胡对人乳头瘤病毒杀灭作用的实验研究》和《中药紫草对离体人乳头瘤病毒d n a作用的实验研究》。
其中一例出现在李某于2004年发表的《交沙霉素致多形性红斑药疹2例》一文里，文中写道：“例1，女，于2002年7月15日来我院就诊”，所开药物为“交沙霉素”，但在举报者所提供的李劲所在科室的处方记录上，当天并没有相关病例。
在另一篇李某为唯一作者、名为《经输精管穿刺注药治疗慢性淋菌性前列腺炎》的论文中，一共提到了42例前列腺炎患者病例。
举报者提出的质疑是，慢性淋菌性前列腺炎并不常见，与第三人民医院一墙之隔的慢性病医院，是深圳最著名的皮肤性病机构，该院三名资深医生在四年时间内也仅收集到15例病例，“而论文发表时身在外科的李某却能收集到42例，不符合常理。”
与“伪造病例”伴随的嫌疑还有“治疗用药造假”和“虚构医疗设备”等。
李某于2004年发表的论文《三种方法治疗男性非淋菌性尿道炎的临床观察》中，提到了用以“乳糖红霉素”为主的一组药物治疗33例来自门诊的病人。举报者认为，根据科室处方，李某在论文发表前的两年里并没有开出过相关处方，“说明其根本没做过这组临床观察，数据都是伪造。”
对此，李某表示，医院资料系统电脑几经换代，举报者所提供的处方记录并不完整，“而且，院内和院际的资料是共享的，仅仅以其所开处方说事并不公平。”
事发后，第三人民医院科教科主任李某某曾与李某有过谈话，询问其所使用病例资料从何而来，“他并没有正面回来，只说‘论文都是这么写的’。”
“之所以排挤我，可能是他觉得皮肤性病科是他的地盘，我来了后，抢了他的生意。”李某说。
上述所有问题，都辗转呈放在了市三医院院长周伯平的案头。而举报者认为，李某10年来发表的20篇论文“都有问题。”
在初步审核举报材料后，周伯平承认，李某确实存在抄袭、虚构病例和用药等嫌疑，“一旦查实，将严肃处理。”
“之前我们也不止一次接到过类似举报，一旦查实，都迅速进行了处理。”周伯平说，这次有所不同的是，涉及的论文篇数多，嫌疑点很多，时间跨度很长———几乎横跨了李劲的大半个职业生涯。
与此同时，李劲也查阅了所在科室主任黄捷的论文，他认为，黄捷即是化名为“贾真”的举报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尽和黄捷是第三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仅有的两名医生，两人矛盾由来已久，在院内是“公开的秘密”。
早在十几年前，李某调入皮肤性病科不久后，就曾因给女病人做检测时违反了“必须有第三人在场的规定”，而遭到缓聘一年，暂时调离科室的处罚。
“之所以排挤我，可能是他觉得皮肤性病科是他的地盘，我来了后，抢了他的生意。”李某说。黄某对此自然也表示反对。
而院长周伯平则认为，这的确是两人矛盾甚深的原因之一，“医生的收入与接诊量是挂钩的，约占1/3，而皮肤性病科是小科室，平均算下来，一天总的接诊量不会超过4个。”
在被举报论文造假后，李某通过查阅黄某的论文，同样也祭出了“学术造假”的利器。
李某指出，黄某发表的一篇《孕妇合并尖锐湿疣的生育观察》的论文，文中提到“hpv-dna均阳性”。
“但是我院2000年至2007年根本未开展此项目，按照举报者的观点，黄某也有造假嫌疑。”李劲说，他还认为，2007年黄某根据一项市级立项课题所写的论文，与一年前他人发表的一篇论文“处处有相似的影子”。
黄某表示，虽然第三人民医院没有开设妇产科，但是该孕妇因患尖锐湿疣，长期在他处看病，因此有机会进行长期的跟踪观察，“甚至可以把她找出来，证明我并没有学术造假。”
与“工程院院士涉嫌学术造假”、“医学论文造25人连环抄袭”等事件相比，李某的故事，只是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医学学术腐败列表中一个不起眼的个案。但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医学界弊病，却是由来已久，愈演愈烈。由于论文数量与职称评定直接挂钩，论文造假，更是成为医学界腐败的重灾区。
一个医院每年能在一定级别刊物上发表多少论文，是任务和政绩。———医学界“反腐斗士”胡卫民
与“工程院院士涉嫌学术造假”、“医学论文造25人连环抄袭”等事件相比，李劲的故事，也只是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医学学术腐败列表中的一个不起眼的个案。
李某承认，论文都是为评职称准备的，然而为此设计的监管体制却几乎完全失效。
第一道关口来自医院内部，医护人员要发表论文，投稿前需接受医院科教科的审核，保证其真实性和原创性，合格后才能获得投稿推荐信。
“这几乎沦为一个过场。”湖南省娄底市中心医院医生，有医学界“反腐斗士”之称的胡卫民说，“更多的时候，一个医院每年能在一定级别刊物上发表多少论文，是任务和政绩”，所以只要有医生写出了论文，便能很容易获得一纸推荐信。
近20年的医师从业经历，让胡卫民有机会深入观察现状并思考“病理”。
事实是，在众多良莠不齐的医学刊物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产值巨大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另一端，是数以百万计的执业医师和助理执业医师，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职称晋升时，必须迈过论文这道坎，潜在的市场由此形成。
医师们需要在哪一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多少字的论文，在这个市场里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价码，价格从每千字600元到3000元不等。
“昨天我还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问我要不要发表论文，说交钱包发。”胡卫民说，他的几个同为医生的朋友，则在这条产业链里兼职枪手，为有需要的同行们有偿代笔。
在胡卫民看来，院方和杂志社的监督常常失效，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审查，成为这个流程中的最后一道关口。而广东省卫生厅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则表达了这样的遗憾，“全国每年都有几十万人申报职称，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时间都很短，很难在大量的材料里挑出被精心隐藏的问题。”
一个医学博士，他发表了很多文章就是不会看病，一个普通的医生能看好病，但是他发的文章不够，所以职称上不去。———胡卫民
在胡卫民看来，职称应该是对一个医生职业水准的评价，但是“变味”的职称评审制度却常常让这个“评价”失真。由此造成的一个怪现状是，“一个医学博士，他发表了很多文章就是不会看病，一个普通的医生能看好病，但是他发的文章不够，所以职称上不去。”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胡卫民所在医院的前院长杨志毅，正式的临床从业经历只有一年的杨，在因经济问题被送进大牢前，其职称是“主任医师”———医师职称的最高级别。
“评价一个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是他的医术好、对病人认真负责，还是发表的论文数量多？”近20年的医师从业经历，让胡卫民有机会深入观察和并思考。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专家组成员。在参与新医改方案的讨论研究时，胡卫民与同组专家讨论过职称晋升制度的弊病和改革的可能。
与他交谈的专家，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名获得过卫生部嘉奖的社区医生抱怨，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对社区医院关爱太少，社区医生很难晋升，“人才都留不住，长此以往，‘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就成了一句空话。”
“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专家组的重视，有专家特地写了《医生的职称评审脱离临床实际》等文章，在内部资料库里流传。”但是最终出台的新医改方案中，并没有相关内容，这是让胡卫民感到些许遗憾的事。
他解释，新医改方案主要针对医疗资源分配等关乎国际民生的大问题，医师职称晋升制度的改革，可能会在今后陆续出台的配套方案中有所涉及。
针对不同岗位的医务工作者，会套用不同的职称晋升制度，“这是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