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磬说，“通过这个工具，你可以实现消费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而这个，正是以前面对面交易的核心价值。”
她回想起，当自己还是一名年轻老板时，在困难时期总会密切关注客户的脸色。如今，这位服装零售业的老手相信，通过支付宝这样的网络交易工具，会使自己的交易更加轻松，而且彻底改变以往的以口头沟通形式的销售模式。她告诉员工：“零售业的现状正在发生巨变。我们正从a点过渡到b点。”在她的潜台词中，当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已经成为生活的基础应用后，相应而来的销售模式必然要发生重大变化——首当其冲的是，她必须要确保自己新招的员工能够高效而且稳妥地运用支付宝这个工具。
就在今年9月，国内最大的独立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宝”公司）宣布，截至2008年8月底，支付宝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1亿。日交易额突破4.5亿元人民币，日交易笔数突破200万笔。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7月24日发布的数据，截至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按这一数字计算，支付宝的用户数已经接近国内网民总数的40％。易观国际分析师曹飞认为，拥有1亿的注册用户且规模仍保持快速增长的支付宝，已成普及的互联网基础应用。
这个数据的发布特别及时。因为就在最近，中国政府启动了庞大的拉动内需计划。按照规划目标，在未来的5到10年内，中国的经济转型实现前提在于有效地启动庞大的国内市场。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巨变，将会彻底改变以往的销售和购物模式，而类似于支付宝一类的支付工具的市场份额变化，显然会是一个显著的市场信号。
支付宝用户破亿的深层逻辑：
钟磬是北京雅秀市场的一个商铺老板，从南京的大学毕业后，在北京这个以零售贸易为主体的商场里已经打拼了十多年。但是眼前的这场变化让她觉得有点应对不及。北京实行汽车单双号通行之后，越来越多的老客户已经不乐意驱车至此来选购商品，而是通过网络来购物。她在淘宝网上的网络商城已经在过去的两个月间创下了销售额的新高，因而，她不得不注意到一个名叫“支付宝”的工具。
支付宝的变化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变量，用以佐证通过民间市场的有效规划，中国有可能在信用体系的建设上走出一个新路。
根据对支付宝用户年龄构成的分析，目前支付宝用户中21至25岁，26至30岁的用户段占比最高，均为34％，其次为31至35岁的用户，占比14％，三者相加，21岁至35岁的成熟用户群占到支付宝用户总数的82％。与之相比，20岁以下用户仅占5％。
“这一年龄结构显示，支付宝的用户群覆盖了目前网络购物和网络消费中最为活跃也最有消费能力的人群。” 分析师张艳平指出。
更重要的是，支付宝所覆盖的用户也是中国社会中最主流也是最具有话语权的人群，这类人群的影响力可以扩散到全社会。支付宝已经在他们身上深深印下了信任的烙印，而他们也正在将这样的信任文化传递到更广泛的地区。
更重要的是，支付宝还逐步进入了一些电子政务领域，在广东韶关，全市参加社保的人员已经可以使用支付宝缴纳医保，在浙江，很多地市则可以通过支付宝缴纳养路费。这种系列性的基础应用，使得中国信用体系的建设开始第一次有机会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全面对接，而这在促使支付宝作为一个工具的应用最大化同时，也使得中国信用社会的形成有了可能。
马云乐意如此形容，在一系列的国际变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出现某种问题时，支付宝之类的工具必然要承担信用重建的使命。他确信，基于商业应用的支付工具的出现，将会改变是最有效的市场工具，而且值得信赖。
“可以不夸张地说，支付宝已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马海涛表示，“支付宝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品牌，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现象。很多人更愿意将之视为一个社会现象。在新的购物手段出现之后，新的支付体系是否能够对此作出补充并促进这种购物趋势的提升，是一个关键的社会行为。
数据显示，支付宝目前在整个第三方支付市场上已经占据了58.3％的市场份额，并且已经保持多个季度连续增长。这就是社会化应用的一个明显趋势：当一种工具已经被确定为生活基础元素后，它的应用空间将会无限扩大，而且将会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
而对于中国这个急需拉动内需的大国而言，这种工具的出现，只能意味着一个现实：支付安全与信用安全之间的渠道正在一体化，这正是国家在拉动内需环节中最需要建设的部分。
正如市场在上升时曾达到爆炸式增长的状态一样，人们没有理由不期待它会在应用环节的拓展中达到取代某种商业工具的前景。已经确信电子购物将会改变商业模式的大众现在相信，单纯的独立消费体系已经成为历史，以信用担保和金融手段更新的第三方支付已经成为必然的市场手段。商业社会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接受这一现实。
钟磬说，“如你所知，支付宝已经不是一个工具，我把它当作销售完成的核心程序”。 陈明文
在1988年左右，《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曾经在一本书中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做过一番描述，他确信，在没有有效地完成信用体系建设之前，中国庞大的市场无法有效得以启动，而这个市场决定着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健康而且有力的经济大国。
但正如弗里德曼的断言，中国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信用体系建设这个规划——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信用卡、银联卡之类的信用消费工具在更早之前是作为非金融行为名词出现的——它代表着一种难以捉摸而且很难实施的消费模式，几乎不被人重视。
中国最成功的地产商人王石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到，他赚到的第一个十万块，是用一个麻袋装回家的。这就是中国在信用金融应用环节最真实的现状。当visa之类的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时，他们发现最核心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拓展市场，而在于让民众确信这个交易确实是有效的，而且确实能够运用虚拟手段获得真实的销售收入。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这样一个交易体系。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花了30年时间建立整个信用体系。
而中国再一次利用新兴国家的所谓后发优势赶上，一系列针对电子商务应用的信用环境构建也就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一代的消费主力已经通过互联网等新的信息工具更有效地实现了与世界的对接，而“全球一体化”的模式也促使每一个人都必然的与信用体系挂上关系。因而，当2003年支付宝出现的时候，很多人确信，这会是一个关键的工具。
钟磬说，在2003年支付宝首次出现之前，萌芽中的网上购物大多依靠线下的当面支付或银行汇款的方式完成交易。繁琐且充满安全隐患的支付过程让网上购物市场一直裹足不前。支付宝担保交易方式的推出解决了网上支付中的信任问题，也促成了网购巨人淘宝网的崛起，以及网购市场的全面繁荣。
她说，这会是一个影响长远的应用。尤其是在“三鹿”奶粉事件和近期百度被央视曝光后更加重要。无论是实体经济抑或虚拟经济，商业诚信和商业道德不仅严重考量着企业的良心，更关键的是商业伦理的缺乏将对一国的经济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而支付宝的身上背负的则是这样的使命感，尤其在用户规模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后。
艾瑞咨询通过行业访谈了解到，支付宝的规模效应已经显现，大量的中小商家之所以选择在其购物平台集成支付宝，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希望分享支付宝庞大的用户资源。而支付宝累积的用户资源，对于其推出新产品、进军诸如电子政务、生活缴费等潜力行业，都是一个有力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