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全国农商行向异地县域扩张的一个缩影。之前，8家苏南农商行更以组团式扩展阵容，今年要在苏北每个县区都开设异地支行。
不过，从深圳农商行、苏南8家农商行的案例来看，监管部门正有意收缩农商行的扩张范围，不提倡其进入本地城市展业，允许其在异地开设支行，但仅限于县域。
深圳农商行正在演绎区域性的“农村包围城市”之举，在临桂县设立的异地支行，是其从地方性银行转型为区域性银行的揭幕之战。
李伟也对外表态，“未来3年，将争取在广西8个县级城市设立4个异地支行，发起设立4家村镇银行。”在同一个异地省区如此大规模广建网点，是全国农商行此轮扩张潮中的一个特例。
此前，敢以规模化扩张的当属苏南8家农商行的北上步伐，其目标是今年在苏北每个县区都拥有一家异地支行。不过，这是在江苏银监局引导下的省内强弱经济板块的对接。
与苏南农商行北进模式不同，深圳农商行的西进模式是直接对接东盟自贸区。首先，广西是西部唯一沿海地区，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交汇地，具有对内对外双向沟通发展的区位优势。其次，广东与广西接壤，广西还是深圳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之一，众多的深圳传统制造企业已落户广西。
有如此区位优势和产业转移态势，深圳农商行才敢大规模化西进，这也为全国农商行区域化经营提供了一个样本。
据深圳农商行年报显示，截至2009年末，该行资产总额761亿元，资本充足率11.75％，不良贷款率2.4％，拨备覆盖率161.83％，税后利润9.58亿元，形成了“社区零售银行”经营特色，是全国农商行改制中第一家自费改革的农商行。
除深圳农商行和苏南8家农商行外，大多数农商行继承了前一轮城商行扩张的传统，选择了跑马圈地、分散设点，不过这样对农商行的考验更大。按照银监会2008年6月出台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对农商行设立异地支行并没有限制在县域或城市发展。但从深圳农商行和苏南8家农商行的扩展路径来看，相关部门似在收紧政策，即必须选择异地县域而不是异地城市。
就县域市场来看，主要竞争主体是不断退出的国有银行、一枝独大的农信社、尚处发展阶段的邮储银行、刚刚出现的村镇银行，农商行是有竞争空间的。
深圳农商行的案例似乎进一步证明，“异地支行+村镇银行”这种模式已成为众多农商行的选择。北京农商行2007年4月设立湖北仙桃北农商村镇银行。
除“异地支行+村镇银行”模式外，参股控股异地农商行也是农商行做大之道。堪为大手笔的是张家港农商行，早在2007年就各入股兴化农村合作银行、安徽休宁农村合作银行的20%，成为最大股东；同时还入股长春农商行1000万股、昆山农商行650万股，持股比例分别为3.33%、1.38%。
更多的案例表明，更名不能去掉“农村”二字，跨区域经营不能离开农村市场，正在成为银监会对农商行扩张的基本定位。
2006年改制时，上海农商行欲更名“上海联合商业银行”、深圳农商行欲更名“深商银行”均未果。再加上此番跨区域经营的县域市场实操，农商行对接农村市场已经成为监管审批的现实要求。
2009年，北京农商行行长被免职，一干人被处分，起因就是过度谋求市区规模扩张，以致发生了4.6亿元的按揭诈骗大案。
2010年初，上海农商行以静安支行的开业，又掀起了进军市区市场的盖头。按照规划，上海农商行预计用3年时间，实施“做强郊区、拓展城区”战略，陆续在市区再增设5家一级支行。
然而，个别农商行在城市的扩张势必引发全国农商行的仿效。事实上，来自银监会高层的信息显示，允许农商行在异地县域扩张，就是限制其在本土城市扩张。
近年来，在更名、跨区域经营、上市的扩张三部曲中，一些农商行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城商行。某农商行人士称，“我们对扩张很饥渴，城市金融已经饱和，郊区金融竞争正在白热化，除了异地扩张，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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